AD難題

上星期五《經濟日報》有專題寫香港病人現今並不容易預設醫療指示（Advance Directives，簡稱AD），我也是受訪者。訪問的時候，腦子裡常在做「身份跳躍」，這是我自己發明新名詞，英文可以譯作identity hopping。跳躍的原因是，AD有多個面向，從不同的位置會看見不同的問題，也會有不同的感受。「身份跳躍」可以避免屁股指揮腦袋，或者固執一端。

有一段話是有感而發。這段話見于報道：「區結成解釋，如健康人士太早簽預設醫療指示，未有計算將來醫療發展變化，加上未經歷嚴重疾病，醫生可能擔心簽預設醫療指示未必是一個『知情決定』。不過，區認為問題如不解決，恐反彈壓力給前綫醫護人員，如增加投訴，減低士氣，影響醫患關係，亦會因不必要搶救增加醫護成本。」

這緣自一個向記者訴苦的病人。77歲的長者在公院診斷早期胃癌，入院動手術切除後康復，但住院所見所聞令他興起預設醫療指示的意願。這原來大不易，他動手下載了AD表格，但在門診和醫院都難找到人受理。如果找私營機構簽署，又怕機構未必互認。醫管局的指引不是沒有承認外面簽署AD的方法，但醫護人員太忙了，誰有時間兼顧預設醫療指示表格？

我自己有4個身份跟這個AD難題是相關的。現在我是醫管局臨床倫理委員會主席，公院AD的設計經多年參與，可算是我半個孩子，見有病人說它不管用，未免有些心翳。另一個身份是在中文大學做生命倫理學工作，常會討論生命晚期的病人自主問題。這不單關乎病人權利，也關乎醫療質素，我覺得社會要好好推進這件事。第3個身份是前線醫療的過來人，現在我還有子侄輩在前線做醫護工作，深知在逐漸呈現危機的醫療系統，醫護人員高速工作難以好好打理病人是怎樣的一種光景。

最後一個身份是年長中的自己。我也常在想著做一個AD，但如果這位患過癌的77歲長者還未能順利進入AD流程，60出頭未曾大病的我，更是「未到時間」吧？

因此，你不難想像，記者訪問我的時候，跟著我「身份跳躍」，這樣瞧瞧又那樣看看，跳來跳去，累死罷？AD這個難題在香港真的是令人累，我這還未跳到救護車人員是否要尊重AD這個難題呢？

有朝AD難題不令人累，香港的生命晚期服務才算進了一步。

《東周刊》「一葉一杏林」專欄，2018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