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1日 星期六

精子的荒誕事


最近在讀關於人工受孕的資料,接連讀到幾宗與捐贈精子有關的荒誕新聞。向來以為人工受孕的倫理爭議是在體外受孕(IVF) 和胚胎篩選(embryo selection) ,原來關於捐精也有千奇百怪的故事。
荷蘭爆出一宗醫德跌破底線的醜聞:鹿特丹有一家生育醫療中心,早於2009年被勒令關閉。當時衞生部門調查發現中心管理極為混亂,把收集到的不同男性的精液混合一起用於人工授精,以提高受孕機會,催谷中心知名度。
中心有一個擔任醫療主任逾十年的人工受孕專家Jan Karbaat去年逝世,死後被揭發自七十年代起在進行人工受孕時,經常私自用自己的精子取代捐贈者精子!不孕的夫婦來求醫,結果生了醫生的「子女」!如今Karbaat的「子女」遍全國,估計可能多達60個。
在中國,法新社上周報道,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生殖醫學中心44日在微信更新精子庫招募捐獻者簡章,列明捐精條件:捐精者須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質,熱愛社會主義祖國,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忠誠黨的事業,以及沒有政治問題。
本報丁望先生有文章分析,這是「政治血統論」在人人表忠時代的極端現象。捐精的政治審查令人嘩然,兩天後北大三院刪除了這一條內容,代之以要求捐精者「有愛心、有公益心」。
在內地,捐精是有償的,俗稱為「營養費」。簡章寫明,捐精者完成全部捐精流程後,可獲得總計最高5500元的捐獻補貼。流程包括接受精液檢查、進行兩次精液篩驗,和捐獻10次左右。所謂有公益心,其實是明碼實價的交易。
既然是明碼實價的生意,院方當然要令客人放心。捐精的政治審查條文可以視為在商言商的舉措:可能真的有客人對「政治不潔」的精子敏感,院方才會苦心作捐精政治審查。
荷蘭與北京都有捐精的荒謬故事,兩者之間也有重要差異。大學時代讀過一本令我開竅的書,講個人主義社會與集體主義社會的分別。Jan Karbaat的荒唐行徑是個人的;北大三院的荒誕簡章卻反映了社會的「集體潛意識」。個人主義的好人好事與集體主義的好人好事並不相同,個人主義的壞事與集體主義的壞事也不一樣。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8421日。

圖片來源:peterpi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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