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展隨想

去年沒有行書展，今年入場兩次，一次去聽陳家亮院長的新書發布講座，一次自己是講者。第一次未至於人頭湧湧，展書攤位通通看一遍，也買到一些書。近月來在看與「文化大革命」有關的書，買書都有些「功利主義」，結果只幫襯了四個攤位：中文大學出版社、城市大學出版社、香港三聯和台灣大塊文化。

中國內地的參展攤位今年佈置得比往年整齊有序，但是我有興趣的書種反而少了，欠了一些活潑思考的書，與「文革」有關的書近乎闕如。

有點諷刺的是，今年書展的內地訪港作家張抗抗正是「文革」知青一代，而且無論小說創作或個人反思，都堅持真誠地面對那個十年及其後遺症。早在香港回歸那一年，她寫了一篇著名的隨筆〈無法撫慰的歲月〉，其中談到「文革」十年的經歷局限和教育的空白，令一代人才斷層，曾經有過的革命理想崩潰坍塌後，很多人變成了一個「迫不得已的現實主義者」。多真切。今天國力盛了，可讀的散文反而消失，有些可惜。

陳家亮院長的新書是專欄文章結集《吾生有杏─院長醫生週記》，講題是「學醫，其實也是學做人」，談到一些真實故事，有些很特別，我喜歡的一段倒沒有什麼特別情節，就是他談到父親晚年多病，自己卻全情投入工作，連些少時間陪父親去吃簡單但鍾愛的煲仔飯也沒有，成為憾事 。

我的講座和城大學者陳浩文同台，談我們合編的新書《如何走下去—倫理與醫療》。上一次在書展講座的台上已是12年前，主持一場關於生命尊嚴和安樂死的講座，那是已故「斌仔」(鄧紹斌)出新書《我要安樂死》的相關活動。這本書今年在書展仍見到。

最近在一個中五學生暑期體驗營講座上談到「斌仔」，出席的近二百位同學活潑好學，卻無人聽過「斌仔」。無論在學校或社會，香港真欠缺有持續性的生命倫理和醫療倫理討論。

今年書展有個「外來的污點」，那是書展前夕村上春樹的新作《刺殺騎士團長》被淫褻物品審裁處評為不雅物品，要「包膠」密封才可出售。淫審處派人突擊檢查，書展書商無奈收起存貨。這本書我看過，村上春樹從未如此嚴肅，主題是走出納粹與軍國主義陰魂，性愛片段寫得抽離，一點也不淫穢，只是斷章取義評審模式不合時宜，令香港貽笑大方之家了。

《東周刊》「一葉一杏林」專欄，2018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