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之隔：病人知情權的差距

「政治正確」令如今行文上要避免「中港兩地」的寫法，以免誤把香港劃在中國之外，但在討論中國內地和香港的病人知情權的時候，難免會講「兩地差距」。過去四分一世紀，內地逐步改進有關病者知情權的規章和法例，兩地差距正在縮窄，但一河之隔仍有差別，香港的病人知情權以個人權利為起點，內地較多以家庭為本，遇上嚴重或緊急情況，近親主導醫療決定頗為常見，有時因非理性的決定引起悲劇，引發社會議論。在癌症病例，尤其多見向病者隱瞞病情。

改進的起點，有人從1994年開始說，也有人從2002年說起。前者是針對醫療機構管理的行政法規，列明病者知情權包括了對自己的病情、診斷和治療知情；後者針對的是進行的醫療活動時，應當由病者本人簽署同意書。著手的方式是試行病歷書寫的基本規範，除了病者不具備行為能力之外，凡特殊檢查、治療、手術等，都要病人簽署。這在香港看來十分基本，但當年在內地是很大的一步了。

《中國法院網》有劉成瓊文章指出，尊重病人知情同意權的基礎是尊重病人自主，並不是簡單的手術前簽字制度，但社會文化並未配合，而且《侵權責任法》的條文也有一些含糊，確定性和適用性都意見分歧，例如一方面用多條條文規定了對病人知情同意權的重視，但也留有空間給病者近親屬行使多項病者的代理人權利。有一條規定是「不宜向病者說明的，應當向病者的近親屬說明」，但什麼是「不宜向病者說明」的範圍呢？這可以很窄理解，也可以演繹到非常闊。怕病人受不了壞消息，醫生就只與親屬溝通嗎？

隱瞞病情也徒勞

山東臨沂市人民醫院腫瘤科公維宏醫師有網誌文章題目為〈癌症：家屬對病者隱瞞病情 既不科學也徒勞〉。文章引述多篇國內外調查，說明癌症病者大都希望知道自己的病情。並非西方奉行個人主義的社會才是這樣，在日本和中中國的癌症病者也一樣希望知道病情真相。

公維宏認為，若醫護人員無法向病者坦白講解病情，也就無從向其提供有針對性的心理支援，結果會進一步加重了病者的心理負擔。長期對癌症病者隱瞞病情也是不切實際的：病者總能從蛛絲馬跡中得知真相。對癌症病者一直隱瞞病情，有如於導演一場長期、全天候的話劇：指望病者家屬、醫護人員乃至病者病友都要有高超的演技，天衣無縫地編排「善意的謊言」，顯然不切實際！

容易流於機械化

香港在使用醫療同意書的時候，也有不理想的情況。劉成瓊對內地醫療的批評同樣可以套用於香港：醫護人員在工作上履行告知病人的職責，但有時不免流於形式化機械化，例如根據標準格式「照本宣科」，簡單複述，忽略實質的交流過程。另一現象是，為要減少法律風險，同意書的告知的範圍日漸擴大，涵蓋併發症的風險越來越多，病人吃不消。香港的「問題」可能還在於：現有方式「行之有效」，再思量改進的動力相對小。

原載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2018年7月30日，這是撮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