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篇寫了一些鄧拓、丁一嵐夫婦和孩子的故事。鄧拓1966年自殺明志和保護家人，只活到54歲。丁一嵐在1998年去世，77歲。在歷史上鄧拓有特別位置，相比之下，丁一嵐好像只是5個孩子的母親、一個堅忍的女性、忠誠的黨員。我卻覺得她作為一個人就很不平凡，尤其是她的端正與長情。
很多文章記述了她對丈夫的長情。其中一個故事來自她的次子鄧壯：
自從父親去世後，如果情況允許，在每年5月18日父親祭日時，母親總會給他寫一封信，然後把信燒掉，讓那一縷青煙把他們遠隔兩個世界的話語捎去。年復一年，母親就是這樣和父親表述著心聲，傳遞著感情。(鄧壯，《詩思縈繞伴終生——回憶我的母親丁一嵐》)
十年文革未過去之前，私祭恐怕是唯一可行的悼念方式。寫信燒信除了是長情紀念，也是對自己療癒傷痛的方式。
1979年，鄧拓獲平反，官方舉行追悼會，限定不可超過600人，處級以上幹部才參加。丁一嵐覺得很不對：
當時跟鄧拓他們一起搞《三家村札記》的編輯，哪有處級幹部？這些編輯後來都受株連了，受到很大的打擊，現在連追悼會都不讓他們參加，這對這些同志是不公正的。我自己在電台打印了一個訃吿，印了一百份，寄給我們的一些朋友。開追悼會那天，很多人都去了，有1300多人，人太多了，八寶山的紀念堂里根本站不下，大部分人都站在外面。幸好把鄧拓的遺像做了兩個，一個擺在會場裡，一個擺在外面。我想，那些站在外面的同志，那麼多年沒見過鄧拓了，看一下遺像也好呀！（(任捷，〈鄧拓自殺的前前後後〉）
「萬家恨雪 雲際長明」
追悼會後丁一嵐又寫了一封信燒給鄧拓，或者是最後一次了。信末說：
還記得你給我寫的《心盟》嗎？我不會寫詩，但是我以你這首詩境寫了兩句：「山海風波 心盟永憶 / 萬家恨雪 雲際長明」放在你的靈前，算作對你的回贈。親愛的雲特（筆按：兩人相戀時期鄧拓以鄧雲特為名），你可以安息了。(鄧壯，同上。)
「萬家恨雪」真是對文革的鮮明描寫。
鄧拓的政治厄運從1957年被毛澤東斥責「死人辦報」，被免去《人民日報》總編輯職務就開始了，文革被列為「反黨集團分子」、「叛徒」是最後的打擊。鄧拓受政治冤屈還可以回溯到抗日戰爭時期。這時期他在日軍後方遊擊辦報，丁一嵐亦在軍中。1943年，丁一嵐在山區逃亡中產下大女兒鄧小嵐。翌年夏天，忽然傳出國民黨有「搶救(地下國民黨員)運動」，名單牽連之下，整個河南的共產黨組織也被懷疑是「假黨」。鄧拓在抗戰前在河南工作過，還被國民黨逮捕入獄，釋放後才投奔共產黨抗日根據地工作，他被懷疑是否已受國民黨影響，因而要接受政治審查。夫婦兩人隨後被派往中央黨校參加整風學習，但不在一個隊，行將分隔兩地。鄧拓把自己的詩《戰地歌四拍》抄寫在一方絲絹上，臨別時送給丁一嵐，其中幾句暗暗傳遞了不甘之情：「入鄉有意從頭認，壯志縱成煙，不向蓬蒿浪擲！」
這方詩絹後來被冒死收藏。文革到來，抄家在即，丁一嵐把詩絹悄悄地縫在自己隨身穿的棉襖裡面。她在文革中屢受批鬥，終於能把這信物保存下來。日後，《書生累─ 深酌淺飲「三家村」》一書的編者李輝為要親見詩絹，往訪丁一嵐，兩人在「書房裡小心翼翼地在書桌上將詩絹慢慢鋪開」。李輝說像是見到它「重見天日」。
這些深情故事感人，但焦點仍在丁一嵐作為鄧拓的妻子，未見到本人的獨立面貌。在我接觸到的資料，有兩段故事能夠見到本色。
「血的控訴」見本色
丁一嵐1921年出生，15歲就參加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剛在北京建立的青年抗日救國組織。抗日戰爭爆發，她立即奔赴延安，先入延安陝北公學，然後入中央黨校，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時她只有17歲。沒幾年她已赴華北敵後參加婦女救援和群眾宣傳工作。有一段故事突顯出她的血氣。1941年2月，河北平山縣一條村發生了一樁慘案：村內一名的「婦救會」幹部因為積極參加抗日活動，被她的公公、婆婆和丈夫活活打死。這時丁一嵐兼任《晉察冀日報》通訊員，憤然寫了一篇三千多字的通訊《血的控訴——陳珠妮慘案詳情紀實》，投往日報。鄧拓是報社社長兼總編輯，讀了來稿深受感動。這成為兩人書信往來和之後相戀的開始。
一個少女只有16歲就奔延安抗日，20歲就在抗日後方做革命宣傳工作並嶄露頭角，這在我心中有一些香港的倒影。那些總是說年輕學生衝動幼稚的大人們可以一讀那個年代的歷史。丁一嵐也不是孤立例子：1922年鄧拓參加上海紀念「廣州暴動」五周年的遊行因而被捕入獄，當時也只有20歲。當然有些讀者完全不會認同這樣的對照，「搞亂香港」怎可以跟義勇抗日同日而語？然而我看兩者並非完全不可比的。
第二段故事來自前面提到的傳記作家李輝在1995年對丁一嵐的訪談。李輝的本意是請丁一嵐口述鄧拓的往事，訪談還未開始，丁一嵐就把話題帶到李輝剛發表的一篇文章，質疑李輝對周揚(1907-1989)的評述不允當。
周揚是一個顯赫人物，早於三十年代任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黨團書記，1949年後在中國文藝界有官方領導地位，親自參與和發動多次文化批判運動，受害者不少，因而有「文藝沙皇」之稱。他在文革期間被打倒，曾遭監禁；文革結束後，獲得平反；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宣部副部長等職位。很特別的是，他晚年深切反省，向歷次政治運動的受害人道歉，又借青年馬克思的人本思想提出「人性論」和「異化論」，開明程度超前於官方容許的尺度。
端正品質珍貴罕有
李輝的文章以「搖蕩的鞦韆」暗喻周揚一生在權力和文化工作之間的往來搖擺，以「仕途」形容他的官位權力。丁一嵐極不同意。她說不能用這種世俗功利的觀點看周揚，認為他們那一代人用全部熱情擁抱著革命，吸引他們的不是權力仕途。有一段與李輝爭辯的話，擲地有聲：
關於仕途，我認為不是當了領導幹部就是走上仕途，這是世俗的看法。在「文革」後可能這樣。我們那時投奔共產黨，不是為了當官，還沒有掌握政權怎麼當官？是要付出犧牲的。不像現在，有明顯的變化，許多人是為了仕途，有權就有錢。六十年代之前和七十年代之後，有區別。「文革」中造反當官，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吹牛拍馬可以當官，這才是仕途。(李輝，《與鄧拓夫人丁一嵐對話：「我不贊同你這樣談周揚」》)
丁一嵐堅持，不可以把今天人們功利追求官位的心態套在前人身上。前人付出犧牲追尋理想，與追求官位是不容混淆的，這是她的執著。客觀看，她的看法不完全合歷史－－倘若革命者保持純潔理想，全不爭奪權力地位，文革也不會出現了。然而這份執著很能顯出丁一嵐的端正。這點端正品質近似英文的decency。當時代顛倒，世道渾濁，端正品質變得罕有，就特別珍貴。這也倒影在今天香港的政治舞臺。
「文革」倒影．三
《明報》世紀版2020年9月22日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