揪出隱形患者

「全民強檢」甚囂塵上，說是可以一次過揪出全港社區隱形患者，切斷傳播鏈，即使不能即時清零，起碼令疫情重回可控的狀況。據報道，方法是按香港人身份證編號劃分日期，一周七日內檢測完750萬人，連續檢測三周。這想必要有相當嚴厲的「禁足」規定作為配套。

有時我們沿用方便理解的強力語言，就不會注意到它隱含的意識。我覺得「揪出」一詞只適用於陰險作惡的對象，例如說，「揪出」潛伏的罪犯。你不會說，我們要「揪出」社區內的精神病人、隱閉青年…，幫助他們重新融入社會。

當然抗疫自有抗疫的邏輯，找出社區隱形患者，就是要把他們「隔離」，這與「融入」社會的意念恰恰相反。即便如此，如果我不幸是隱形患者，我還是不能接受被「揪」出來的說法。

對狡猾的新冠病毒深痛惡絕，連帶對身體帶著病毒的人也冷漠看待，面對硬仗，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強檢不要噓寒問暖。

朋友問我全民強檢是否可行，他不是不知道這套方法在內地已確認有效，只要夠嚴，連Omicron也可以抵擋於一時。他其實是問這在香港是否真的可行。一次過把幾萬個陽性個案揪出來，然後呢？

如果被揪出來的是你和我的親人，你和我會期望他們得到基本的關懷和照料，不是在寒風下放在醫院門外的帳蓬，不是放逐到海上郵輪。我沒有直接回答朋友，因為什麼叫做可行，要視乎心腸有多硬。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2/2/2022刊出。

 

看真對手

在上篇文章我猜想確診數字升到每日三千宗左右有望見頂，那是在2月9日作的估計，當日公佈的確診數字首次破千。稿件在13日送出，16日刊出時衝破三千已無懸念，但並未見頂。三千是過於樂觀的估計。

狂瀾底下有沒有保持正面的可能？看清現實是第一步。

回頭看，以香港的應變體制和能夠調動的有限資源，能夠守住兩年，Delta也頂得住，面對Omicron才終於失守，成績已經很不俗。這是十分薄弱的自我安慰，打打氣不氣餒也是好的，但不算是保持正面的有用方法。

正視對手有幫助。每天公布新增幾千個案其實並沒有讓我們看真切現實情況。打個比喻，最初啟動新冠疫苗接種計劃時，我們已經吃過虧：每天公布有幾多人打針後不適、中風、幾多日內有人去世，其實不反映疫苗的安全性。你必須看背景發病率、分清副作用的輕重，才能看真副作用的全景。

同理，每天數算著確診個案總數、孤立報道死亡數字，是沒有太大用處的。前幾天我接受港台「千禧年代」節目時說，在這一波受Omicron感染的人數累計應已上萬，簡單做些分析會有助了解情況。參考外地經驗，視乎受感染的年齡層分佈和疫苗保護程度，或者有六、七成確診者的病徵是並不嚴重的。

公佈分析結果有助安定人心，數據也有助合理地調動資源。在長者年齡層還要比對背景的入院率和死亡率，計算「超額死亡」(excess mortality) 有多嚴重。這屬於比較深入細緻的工夫，但很有必要。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9/2/2022刊出。

 

 

這一波

新冠疫情擴散，2月9日公佈的確診數字首次破千，社交媒體上見到親友流露擔心情緒，小群組是社會的縮影。年輕一輩也有在醫院最前線工作的，見到不少在家初步測試結果陽性的市民焦灼地湧往急症室，也見過確診陽性的夫婦帶著兩個未受感染的年幼子女在急症室滯留，系統不能應對。

昔日我曾在醫管局一個崗位兼管重大事故應變，但武功荒廢多時，現在大約等同時事評論員。我猜想確診數字會升到每日三千宗左右才有望見頂，在高位會維持較長時間，可能至四月底才緩和。

每天三千宗已是樂觀的估計。假設其中一成出現較嚴重的病徵，也將嚴重測試醫療系統的承受力。醫療系統會被迫變陣，確診者如果病狀輕微可以家居養病，以各種方式支援跟進。

家居養病當然是最後一著，但若有配套，在特定情景下對病人也可以是合適的，例如在上述彷徨父母帶著年幼子女的情況，如果病情輕微，一起家居隔離豈不是比拆散更合情理？當然也得考慮有傳染給孩子的風險，兒童感染Covid雖然通常病情輕微，畢竟也不是沒風險，於是問題又回到基本：來到目前光景，可能要承認左支右絀的醫院系統也早已不是零風險。

特大危機當前，內地必會出手援助，興建港版「火神山」醫院接收確診病人有助分流應接。捱過這一波的關鍵可能更在接種疫苗的速度，接種率越早達到九成以上越好，問題是忙於撲火，見不到有快速加大接種量的安排。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6/2/2022刊出。

 

 

難能，所以可貴

《中國最後一代文人——蔡德允的琴、詩、書與人生》是一本豐富的書，不容易以方塊文章介紹。前一篇（10日）淺談「文人」和「文人琴」。百年中國變遷中，人和琴都不平凡。

在今天，說要尊重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去蕪存菁，早已成濫調。問題是「去」和「存」往往由後人的「話語權」決定。因此，乍看書名「最後一代」四字，我直覺地擔心這會否引導了讀者，以可有可無的唏噓感嘆去閱讀？琴和生命只是優雅文人的時代的餘音？幸而細看內文完全不是這種感覺。人和琴的難能可貴之處立體地呈現，見到裡面恆久的莊嚴。

作者既在寫傳記，同時也以優秀的文化史眼光在書寫民族誌（11頁)。那個時代年輕女子的自主意識；她承受的大家庭男尊女卑的秩序；她堅定爭取的教育是怎樣的新教育；她如魚得水的文人圈文藝雅集的細節；琴人如何授琴以德…，訪談結合嚴謹的背景研究，一一細寫，恰到好處。

原著是英文，2006年出版。作者榮鴻曾的學術背景特別，從香港赴美攻讀的先是物理學，得博士學位，又取得哈佛大學音樂博士學位，專業研究民族音樂。他在1978年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抵港即訪蔡德允學琴，相處之下成為樂友，種種話題無不可談，成為日後系統訪談的緣起(50-53頁)。譯者黃樹志在2020年新冠疫情底下動念翻譯，邀得既能演奏和作曲亦研究琴學的謝俊仁醫生審校。三人都曾是先生的學生，悠悠十多年成就了這本書。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3/2/2022刊出。

一代文人蔡德允

虎年讀的第一本書是《中國最後一代文人——蔡德允的琴、詩、書與人生》(香港三聯，2022) 。我帶著一些問題讀這本傳記，讀來卻有比具體問題更廣泛的得著。

書名副題有「琴、詩、書與人生」，內文在四個方面也有處理，但重心始終是落在古琴和人生，兩者都折射著百年中國。時代毫不容情地變遷，在變遷背景中特別能看見傳主蔡德允(1905-2007)其人其琴的不平凡。

在我心目中，蔡應被稱為「先生」。從網上文章見到，她的門生劉楚華教授行文時就是以「蔡德允先生」作稱謂的。中國近代有知識的女性會被稱為「女史」，德才兼備的卓越女性尊稱為「先生」，例如錢鍾書夫人，人皆稱為「楊絳先生」。「先生」是清末科舉制度廢除後，女性在民初有機會接受教育並在社會上得尊重，才開始的雅稱。

先生的「文人琴」傳承自內地、發揚於香港，算是一個流派，但意義並不止於一種琴風上的派別。作者榮鴻曾先生在書序指，中國傳統文人是有良好文藝修養、受儒家思想教化、出則為仕退則隱的知識分子。在藝術，「文人可稱為高水平的業餘者、愛好者和行家」。古琴家也稱為「琴人」，可以視為與職業「琴師」相對的文人概念。

在我的理解，文人的業餘特點與他們嚮往的德性和境界是有密切關係的。例如在中國美術史，「文人畫」與職業畫家相對，是以筆墨和畫意展露高潔雅淡性情。在「文人琴」亦是如此。

下一篇（16日見報）談這書難能可貴的地方。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3/2/2022刊出。

 

「家居」字頭抗疫

Omicron如洪峰淹至，抗疫陷入苦戰。前些時還有「動態清零」與「走向共存」的爭論，當特大疫浪到來，加上中央亦發了聲不可放棄動態清零方針，概念之爭可以偃旗息鼓，但是每天過千的確診病例是不饒人的。當大量初步檢測呈陽性的人士依指示去急症室又不得不折返，即使確診了也要在家等幾天才有機會入院，訊息已經十分明確：醫院超負荷，原有的指引(不論是入院還是出院，診治分流還是隔離檢疫) 都已經跟不上客觀形勢。這時候竟還有人批評苦戰中的前線「執行不力」，是不公道的。

抗疫疲勞也十分明顯。一般說抗疫疲勞多是指市民防疫心態變得鬆懈，其實官員和前線人員的長期疲勞更是關鍵。極度疲勞可以導致沮喪和孤立無助的感覺，不耐煩溝通、機械式應對、判斷力衰退，都可能影響抗疫成效。

家居抗疫的旗幟是在這背景底下揚起的，我看是來得稍遲了，而且準備也可能不足。一直以來，我們的堅持以「滴水不漏」作為防疫的理想目標，去到一個程度近乎心魔，彷彿只要具體設想一下有朝一日如何家居抗疫也會動搖抗疫意志，危及一心一意使用醫院病房和官方隔離設施抗疫的大方針。

嚴格應用官方設施，不容許病毒進入社區散播，本來是十分合理的原則，但是久而久之，市民日漸「內化」(internalised) 了官方宣傳病毒的可怕，以至專家不斷強化的對風險「零容忍」的思維，實在難在一夜之間接受「初步檢測呈陽性」也不要急於入院的新概念。

從2月8日公報的新措施看，政府對於「家居抗疫」還是如履薄冰步步為營的。第一步只是有限度實施「家居檢疫和隔離」，這主要是為騰空竹篙灣設施，給無症狀感染者或是症狀輕微的確診者使用，從而減輕對醫院隔離病床的需求。此外，一些符合出院條件的隔離病房病人，在出院後也不再進行強制隔離，可以回家。

醫管局前行政總裁梁栢賢醫生的主張要比這些新猷更進取一些：不要等到每日有過千確診人士等着入院，有過萬人等着隔離檢疫，運作一片混亂，才急忙使用更多的家居抗疫措施。

說得明白一點，核心問題是：何時才開始讓無症狀感染者和症狀輕微的確診病者在家養病和接受跟進？

答案可能視乎我們對「有秩序抗疫」的基本思維模式。一種「秩序」概念是首先要證明目前的策略措施已經不能維持下去，才轉用另一種，以免造成混亂。具體而言，至少要等到醫院的隔離病房完全爆滿，急症室塞滿不能上病房的病人，可能已經怨聲載道了，才正式進入另一個階段。這個思維模式其實是假設了「家居抗疫」可以揮之即來，市民隨時可以進入照顧狀態，一旦有需要，家居即時成為醫院的大後方。

另一種思維是，即使家居抗疫遲早必行，也必須有適當的準備支援和配套。這些都不是急就章可以安排到位的。疫情來得急時，還要等到家居能夠成為有效的抗疫處所，醫院的戰線可能早已守不住。

我們還未算進去的一種風險情景是，萬一醫院病房出現有如2003年沙士瘟疫中那種大型爆發，大量醫護人員受感染，整場抗疫戰馬上會變得非常被動。

綜合而言，筆者傾向於認為第二種秩序安排是比較符合香港的現實條件和情況。

最後也應一提，當抗疫進入家庭與醫院需要雙劍合璧的緊急階段，瘟疫已經不只是醫療衛生性質的災難，而是全民面對的危機。這時民間社會的角色將會變得重要，因為許多家居隔離或是家居養病的人士，無論是獨居還是雙雙年老的長者，都需要關懷和支援才有望捱得過去。

我們常說「醫社合作」，這時節，社會服務、鄰舍互助、熱線支援等環節都是影響家居抗疫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香港的政治局面發展至今，區議會的功能和能力消損，而長期的社交距離也令很多義工服務近乎停頓，即使沒有瘟疫，社區照顧系統本身已經有點吃力和勉強。我是基於這些想法，不免擔心香港其實仍然未準備好貨真實價的家居抗疫，而且，除非我們很快地轉換思維方式，政府又能好好向公眾預作解說，「家居抗疫」有可能變成一本家家難念的經！

 

《明報》「星期日生活」 13.2.2022

 

渙然冰釋

初七人日，祝讀者虎年身心健康。

去年牛年對很多人是艱難的一年。我個人的生活如常，工作順利，沒有受到疫情很大影響，但還是常感納悶，那是想起一些遭遇坎坷困厄的人，難免有感。

在這樣的心情中，十一國慶日假期在家搬弄傢俬時閃了腰，觸發舊患，進入2022年還不能脫困，最後還是要回到以前工作的醫院求診，經物理治療和在家運動訓練才脫身。

行動不良時似病非病，「疊埋心水」讀一點書。禍福相伏，人倒是安靜了，心情也放慢了一些。

然後，十分偶然地，開卷讀《老子》。年輕時有頗長一段時間享受浸淫中國文化，多是二手閱讀，原汁原味的經典只讀了一部《論語》。當時以為掌握了儒家思想，理解道家便相對容易，老子的「知常守靜、無為寡欲」都易明，只是知易行難而已？現在慢讀才覺「知」亦不易。

來到第15章。全書以這一章最富文學感，描述善於修道者的人格，「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借陳鼓應教授語譯：「小心審慎啊，像冬天涉足江河；警覺戒惕啊，像提防四周的圍攻；拘謹嚴肅啊，像作賓客；融和親切啊，像冰柱消融。」

冰凌意象隱然與我們僵固的時空相干。來到今天，特區管治已無阻障，也沒有誰奢想復和，渙然如冰凌在大河上消融的早春風景還是值得想望的。不許冰釋，春天永不來，人們時刻猶豫提防，以客人心態過日子，一切客隨主便，習以為常時，非香港之福吧？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7/2/2022刊出。

 

 

再來時

相隔近十年再來寫《明報》副刊專欄，不是偶然也有些偶然。

年初應邀出席一個新書發佈會作嘉賓講者，書是黃淑嫻、阮智謙、賴恩慈合作的《悲傷的日子如何過》。元旦假期做準備時，不但讀出一些同感，無意中還喚醒了早年安靜地寫散文的心情。

然後是另一個偶然。一月初發生沸沸揚揚的「生日會新冠確診事件」，《明報》記者朋友邀約我就事件談「公職倫理」。訪問後閒聊，她聽見我有意再動筆寫方塊專欄，很快就聯絡成事了。

記得停寫《明報》專欄是在2012年，因為停寫當日也是政府快將換屆的時候，在4、5月間，角逐者已登場，人們在揣測誰會選上，會是唐英年還是梁振英，而政治湍流已經暗湧。那時我在醫管局工作，受命管理人力資源。以醫生背景主管全局人事其實是勉強的，複雜的事務排山倒海而來，幸好同事合拍，時任行政總裁梁栢賢醫生又全力支持，工作上沒問題，但寫作的動力就漸失了。我寫專欄已久，駕輕就熟尚可維持，但文思漸澀時，讀者從文字也感應到我的疲態，有前線同事勸我暫停休息。這一停就停了許久。再來時，自己走了十年人生路，香港經歷了多少急風驟雨？

以前的欄名是《大夫小記》，現在新起欄目，「明明如月」來自曹操《短歌行》。這首詩感動了不同年代的我，近日還有意會。中國太空船都登陸月球了，此時此地卻是人月難團圓，團年飯也不能好好地吃，明明如月，何時可掇啊？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4/2/2022刊出。

 

生命倫理學如何與宗教對話

生命倫理學的興起，始於上世紀60年代末，在最初階段得益於神學家和持基督教信仰的思想家，開闢蹊徑，喚起對新時代新課題的關注。短短數年間學術成形，對政策漸生影響力，但它卻與宗教思想疏離了，有學者甚至認為要完全排拒宗教觀點於門外，理由是基於信仰的立場與立足於理性的倫理討論杆格不入。

兩者的隔閡有沒有疏解的可能？如果能回溯至半世紀前那段生機勃勃的對話時光，可能會有些啟示。

對於神學家在早年如何開闢生命倫理學和奠基，寫來最親切明確的是前年剛逝世的Albert R. Jonsen (1931-2020) 。這是因為他既是生命倫理學領域的一位奠基人，又是歷史學者，而且本身是從神職人員蛻變為入世的生命倫理學家。他去世後我曾在本欄為文致意。(〈Al Jonsen：走進生命倫理學的歷史〉，「生命倫理線」， 2020年12月21日)

 在Handbook of Bioethics and Religion (David Guinn編，Oxford 2006) 的第一章，Jonsen下筆便說，「我(這兒)寫的更像是一本回憶錄，而不是一部歷史。」他說的故事如常地娓娓動聽，開頭竟是從利瑪竇在1582年跨越邊界踏入中國國境寫起。義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來華，不是專為傳教，也不是為商人利益或軍事探路，而是「作為一個渴望學習中國文化的謙遜學者。」在中國差不多三十年間，他採用了儒家學者的衣冠和禮節化，介紹了歐幾里得幾何、西方地理學、曆法和天文學，又向西方介紹孔子的思想。他在北京去世。在這長長日子，「他沒有讓很多中國人皈依基督教，但開啟了兩個以前孤立的文化之間的對話。」

在Jonsen看來，將近400年後，那些在20世紀七十年代初的許多神學學者，也是跨越了從宗教領域到生物倫理學的邊界。

「自然法倫理」為橋樑

他記起昔年應邀到加州三藩市大學醫學院教授倫理，首先問：「我要教醫學生什麼『倫理』？」邀請他來醫學院的教授本身是知名的外科醫生，年輕時受過耶穌會士的教育，以為只要把天主教學校的道德教育導入醫學，就是現成的醫學倫理了。Jonsen說對此有甚大的懷疑：「傳統的天主教道德神學確實包含了廣泛的關於醫療實踐中出現的倫理問題的討論，自中世紀以來的幾個世紀裡開展，涉及墮胎、截肢、避孕，安樂死等問題…。然而，天主教的道德神學不僅僅是一些具體問題的清單，而是有特定的一套方法論，建基於天主教對自然法倫理(natural law ethics)的詮釋。」Jonsen認為要對世俗的現代醫學倫理課題作有意義的對話，發生影響，就需要一套方法，令討論的原則不僅是天主教徒的倫理，而是所有文化和時代所有人的倫理，這才能建立普遍的道德規範。他相信在天主教神學裡面，「自然法倫理」堪可作為框架和橋樑。

這兒不能完整地闡述什麼是自然法倫理，非常簡化地說，自然法理論認為真正的善與正義的規範並不等同社會一時一地的律法，而是源於宇宙的客觀秩序。在天主教，上帝為最高的制定者。在自然法理論，人性包含天賦的道德理性、對公義的嚮往，和分辨是非的良知。筆者聯想到，在中國文化，這便是天道。基於自然法倫理，教徒與非教徒應有共通的語言，可以作理性的倫理分析。

在生命倫理學的重要奠基人當中，Richard McCormick (1923-2000）是耶穌會神學院的神學教授，也是最負盛名的天主教神學期刊《神學研究》（Theological Studies）的《道德神學筆記》（Notes on Moral Theology）的編輯。他在天主教徒中受到高度尊重，又是一位既正統又同情教會改革的學者。溫和的自由主義立場令他常能與主要的新教思想家進行對話。

新教方面眾多分支

在基督教之內，新教的神學倫理學與天主教神學很不同。從宗教改革(Reformation)時代開始，新教的倫理學發展成為一棵多分支的樹，大多數新教思想家並不認同自然法理論。雖然一些神學家也在世俗道德哲學家如康德的哲學中尋求理性基礎，但少有依賴自然理性的論點，似乎唯有聖公會的教徒會對自然法保持著某種親近。其中Joseph Fletcher(1905-1991)是一個獨特人物。他是美國麻省劍橋聖公會的神學院牧師、神學和基督教倫理學教授，又是一位社會運動家，堅持為窮人和受壓迫者服務也是教會和耶穌賦予的使命，甚至因經常在同情罷工的遊行和抗議中活動而被捕和毆打。但他本人又是一個仁慈，溫柔和令人信服的口才的智者，因而成為生命倫理學世界裡的人的「左翼」。

在光譜的右邊，衛理公會神學家Paul Ramsay (1913-1988) 持正統立場，常常與Fletcher激辯，作強烈批判。Ramsay是一位富有深刻洞見和擅長邏輯思考，能有效地深入生命科學陣地，有力地建立保守的基督教倫理觀點，與其他生命倫理學者雄辯。

重要的生命倫理學先驅人物還有很多，Robert Veatch（1939-2020）是我愛讀和欽佩的作者。他年輕時的抱負是要成為一名衛理公會的醫學傳教士，日後走的路卻像利瑪竇，他從神學領域轉向入世，於1971年在哈佛攻讀醫學倫理學，在眾多先驅人物當中他是第一個取得倫理學博士學位。

Jonsen也談及從八十年代起，在具有伊斯蘭教，佛教和印度教文化的國家也興起生物倫理學討論，與歐美的生物倫理學者互相交流。筆者應補上一筆：在中國文化，儒家不是宗教，但儒家思想為本的生物倫理學也能卓然自立，與西方對話，包括海峽兩岸和香港。

本文的重點不在謳歌百花齊放，而是想到，以普世倫理原則為本、偏重理性的生物倫理學發展到今天，雖然在醫學實踐中也尊重病人和家屬的信仰，但是與宗教仍是疏離的，有效的對話很少，在理論層面只是「各存其說」。也許值得嘗試以早年的先驅為榜樣，探討「利瑪竇式跨界」的蹊徑。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2022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