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住壞空，南北西東

在春秋時代，孔子自稱是「東西南北之人」。一般說孔子周遊列國，其實是長年東西南北漂泊異鄉，行止無定，今年不知明年身在何方。二千多年後，在民國時期人漸老的辜鴻銘生活拮据，有名聲但沒有可以安頓生命的社會角色，自號「東西南北老人」。他笑說自己「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我看只是門面話。辜鴻銘徹底尊孔，說孔子為中華民族樹立了真正的國家觀念，從此國民有倫理秩序可依。「東西南北老人」的自號並不輕快，裡面有孔子漂泊的滄桑感。

孔子的自稱見於《禮記·檀弓上》，是一個感傷的故事。少年喪父，中年後母親去世，孔子設法讓父母得以合葬，修墳時向弟子解釋說，依古禮平民封土為墓本來是不應立墳的，但我是一個東西南北到處飄泊的人，須將父母的墓加高成墳，以便日後識認祭祀。

故事還未完。修好墳，未來得及夯（讀坑）土填實，遇上大雨傾盆，新墳崩塌，須弟子重新修治，孔子流淚涕泣，感傷不已。

東西南北人往往是不能安於社會既有狀況的人，孔子與辜鴻銘都是不安。後世文人以「東西南北人」入詩，不少是感慨人生難以安頓。我喜歡宋代陸游〈道院偶述〉詩句：「已經成住壞空劫，猶是東西南北人。」

由此想起，我們的城市也經受「成住壞空劫」，雖然再次由亂入治，但數以十萬計的人離開了，東西南北都有。活潑包容的社會應可歡迎東西南北人回歸？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4/10/2024刊出。

 

東西南北人

一個南洋華僑的混血兒孩子，少年在蘇格蘭和歐洲成長，英、德、法語出口成文，向洋人「拋書包」能用上拉丁文，但是學成返回南洋後，屢經多重推薦，也只能在新加坡的輔政司署擔任通譯，是個小職員。這個青年辜鴻銘日後憶述，24歲是他人生的重要年分。那年北洋大臣李鴻章派遣往印度與英人商議鴉片專售事宜，外交人員馬建忠途經新加坡，與辜鴻銘有一面之緣。馬氏啟發這個洋化青年接觸中國古典，不要把人生前途自限於英國殖民地。三天後，辜鴻銘辭職還鄉，剃髮易服，宣告重拾「中國人」身分。

民國時期他蓄辮悍衛中國禮教，被視為「滿清遺老」，他並不多作解釋，或者是不屑。然而晚年他自號「東西南北老人」，似乎不自限於「中國人」身分了。他說自己「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因此是一個「東西南北人」，但這金句的後一半是牽強的：他只是納日本女子為妾，髮妻是中國人；他仕在滿清，在北洋政府沒有什麼正式官職，只是以演講和文章活躍於政治圈。

身分認同問題是長期而深層次的內心困惑，人們津津樂道的卻只是他過癮的金句。

「東西南北人」典出《禮記·檀弓上》，本來是孔子的感慨。我相信孔子的話有點觸動了辜鴻銘的中國心事。

學者傅蘭梅有文章〈東西南北人——辜鴻銘生平軼事研究管窺〉，感慨辜鴻銘「軼事太多」，被「過度消費」，反而為後人對他的思想研究帶來障礙。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1/10/2024刊出。

 

 

「馴化」作為美德

臉書上有文藝圈朋友，我因而留意台灣文學雜誌《文訊》10月號推介十位90後作家引起的風波。獲推介的作家包括來自香港的梁莉姿和沐羽。這是好事，但評審側記中有一句話冒犯了留在香港用心寫作的人。那是評審中有人感嘆，香港的青年創作者，不少是「雨傘運動」後到臺灣求學，以為是出路，最後憧憬幻滅，「來到臺灣的學子們失望了，留在香港的青年被馴化了」。

對照本是為了突顯入選的兩位香港作家堅持書寫的珍貴，但一竹篙打了仍然留港的一船人。最後《文訊》不得不為用詞不當致歉。

巧合地，那兩天我在寫辜鴻銘，從網上閱讀他的著作《中國人的精神》，主旨正是「馴化」。

辜鴻銘認真地闡釋，比起西方，中國人的精神，或者說「中國式人性」，可貴的是「從不野蠻、不殘忍，也不凶惡。借用一個應用於動物的術語，我們可以說真正的中國人是被馴化了的動物。」

他特別提出，雖然這與西方的gentle相近，但不是天生柔弱。中國人的溫順，是「不猛烈、不苛刻、不粗野或暴虐」，有「從容、冷靜、練達」的特點，像「經過優良鍛造的金屬」。他讚美被馴化的動物，與野生動物不同，具有「可以稱為人類智慧的東西，這不是來自推理，也不是源於本能，而是來自同情心，來自一種愛和依戀的感覺。」

辜鴻銘真心認為溫順馴化是中國人的核心美德。他翻譯《論語》時也解釋說，孔子講孝悌忠信，是公民道德教育。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8/10/2024刊出。

 

辜鴻銘做中國人

內地的網上文章寫辜鴻銘 ，除了說他是民國的「文化怪傑」，幾乎無例外地肯定他的民族主義精神。從喪權屈辱的晚清，到擁抱西方文化的民初，他獨以漂亮的英文和德文，雄辯中國文明比西方優勝。他天賦的鋒銳利舌能令洋人語塞，為中國人吐一口烏氣。

然而他並非生而為「中國人」。辜鴻銘有一半華人血統，另一半是葡萄牙和馬來混血。生於殖民地馬來亞，其實是「大英籍民」。祖父一代是華僑，但在東南亞社會，他並不屬華僑類別，歸入「峇峇娘惹」一族。這是指明朝以來華人移民和東南亞原住民通婚的混血後裔，男性稱為「峇峇」，女性稱為「娘惹」。辜鴻銘是「峇峇人」。

辜鴻銘28歲到中國，張之洞委任為外文秘書。至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1889年），辜鴻銘隨他移往武昌，遇上長江流域仇恨西洋教士的教案迭起，辜鴻銘在《字林西報》發表英文專論〈為祖國和人民爭辯——現代傳教士與最近教案關係論〉，使用的筆名就是「一個中國人」。

學者考據，辜鴻銘應是青年時在歐洲遊學十多年後、往中國為張之洞工作之前，有幾年遊走於上海、福州和香港等地，通過大量中文閱讀、寫作和旁聽私塾課，才逐漸轉型為「中國人」。

終其一生，他的中國人身分認同，來自與滿清官員世界、古典以至理想化的中華文明的感情連繫。今天有人說他與中國「血濃於水」，但他從來未曾融入現實中的中國社會。相反，一直是半個外人。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5/10/2024刊出。

 

拖著長辮的文化自尊

英國著名作家、戲劇家毛姆（Somerset Maugham）於1919年到中國各地遊歷，寫了58篇散文，結集為《在中國的屏風上》，其中有一文〈哲學家〉是辜鴻銘訪問記。他的洞悉力和留有餘地的文學筆觸，呈現一個中國人自己反而不能恰切理解的辜鴻銘。

這是一個精通多種語言、深諳西方文化，然而極有中國民族自尊心的哲學家。當時外國人流傳一個說法，在中國，你可以不去參觀紫禁城，但一定要去敲辜鴻銘的大門。毛姆先是透過中間人聯絡辜鴻銘，碰了釘子，因為中間人叫辜鴻銘前來會見毛姆，辜鴻銘多日不回覆。毛姆修書致歉，力表誠意，才得以登門。

見面坐下，上了茶，辜鴻銘就譏諷說：「你想來見我真使我感到三生有幸，你們英國人只與苦力和買辦打交道；所以你們認為中國人只有兩種：不是苦力定是買辦。」

之後他們打開了話題，談中西方的哲學，談得順暢。毛姆記述，開始時辜鴻銘講話的聲音很細，可是談到當代的自由主義，聲音變得宏亮，情緒異常激動。在辜鴻銘眼中，這些從國外大學學成歸來的人，是用褻瀆的雙手無情地撕毀這個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

然後辜鴻銘的小女兒悄悄地走進來，偎依在父親身旁。辜鴻銘把她攬在懷裡，親吻她，對毛姆說，小女兒在辛亥革命的當天出生，「她是我們這個偉大民族秋天裡的最後一支花朵。」又說，「你看我留著一條辮子，它是一個象徵。我是古老中國的最後一個代表。」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9/10/2024刊出。

 

菊殘猶有傲霜枝

香港每年都變得更熱，幾乎沒有秋天了，卻是燠熱的中秋節之後，幾天雨帶來秋意。想起一副對聯：「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上句夏天將盡，下句寒冬將至。

我有一對墨青色紙鎮，刻的就是這兩句。以前辦公室的桌面夠寬，一對紙鎮常放案頭；退休後書桌變小，紙鎮不知幾時入了儲物箱。近日有感，覺得這兩句的意思很適時，卻記不起紙鎮「儲」到哪兒去了。

這是蘇軾〈贈劉景文〉詩的前兩句，隱喻不畏風霜的挺立人格。後兩句「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勉慰好友，人生的秋季是最有色彩的時節。

這也不單是說人生階段。中國士人的政治生命常隨時代浮沉。每逢舊世界衰落，借用這兩句比喩不改志節，就像「百搭」。

民國初年有兩個人物堅持留辮子不剪。一個是北洋軍帥張勳。他在清末任兩江總督時，曾號令全軍蓄髮留辮，人稱「辮帥」；更出名的是辜鴻銘，在蔡元培的北京大學校園內身穿長袍馬褂拖著辮，特立獨行。辜鴻銘曾書寫這兩句詩送贈張勳賀壽。後來胡適記述在一次宴會上，辜鴻銘開玩笑說，「傲霜枝」代表辮子猶在，「擎雨蓋」就是清朝官員的大帽。

辜鴻銘的「辮子教授」形象深入人心，有人說他是滿清遺老。其實他「半唐番」，生於馬來西亞檳榔嶼的華僑家庭，母親是葡萄牙與馬拉混血兒。青少年時期在英國成長，在歐洲遊學，25歲前還未能用中文寫文章。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6/10/2024刊出。

 

光怪時空

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哲學家Antonio Gramsci (1891-1937)死於法西斯主義的監獄中。在年復年的囚禁中他寫記很多思考，逝世後被輯錄為三卷《獄中筆記》（Prison Notebooks)。

上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歐洲思想界對於我是陌生的；他也是意大利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我對那段歷史更是無知。最近略為接觸到他的生平和思想，緣起是月前在大學圖書館打書釘。

在一本二十一世紀小說論著的扉頁，作者借用了Gramsci一句名言，令我想起魯迅的冷峻文采。這句話原本是對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歐陸丕變的觀察，但在一百年後有新的共鳴：這簡直是在描繪我們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啊！

英譯不只一個版本。我讀到的是這個：The old is dying and the new cannot be born; in this interregnum there arises a great variety of morbid symptoms.

中譯有更多版本，直譯是這樣：「舊世界正在死去，新世界還無法誕生；在此期間，各種病態的症狀全都出現了。」

有一個文雅的中文版本卻是這樣譯：「舊世界已死，新世界未生，於此明暗交錯之際，怪物浮現。」明明是「病態的症狀」，怎麼譯成了「怪物」？那是當代哲學家 Slavoj Zizek 用容易意會的措辭將Gramsci這句話的後半句改為 ”…now is the time of monsters”，中譯便是怪物出現的時代。

我的意會是：在青黃不接的時空，光怪陸離的病態紛現。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3/10/2024刊出。

 

 

精華糟粕憑誰定

當我稍為認真地閱讀中國禮教思想的源流，一個感想是，所謂中國禮教，其實是漢族的道德倫理思想；第二個感想是，繼承傳統多麼容易變成教條。

這些規範，大致上是西漢和東漢前後兩朝的儒生和博士為皇帝制訂的。西漢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東漢的代表人物是班固。禮教規範全是天經地義的真理；君臣父子夫婦「三綱」的尊卑主從秩序，在以下二千年深入中國文化骨髓。

這些禮教思想，來到現代依然處處可見，只有夫婦的綱常之道稍被時代沖刷，但「男主外女主內」的角色定型也沒有完全刷掉。

有一句早已變成陳腔濫調的話：我們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糟粕是造酒剩下的渣滓，比喻粗劣無用的事物；精華是純粹美好的成分，但是繼承統傳統文化並不像造酒。造酒的人不會分不出酒與酒渣，自命弘揚傳統文化的人卻不一定有能力分辨精華與糟粕。

自從漢朝由官方統一儒學思想，精華與糟粕的判別必須經由皇帝蓋印認可，官學有標準考試範圍，禮教有標準答案。這與《論語》中的孔子相反。孔子會直接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如果沒有了仁心，即使有禮制又如何？) 到了東漢，班固修撰的「禮」早已變成臣子的恭謹論述。

來到當代，馬克思主義是新的綱常。依官方說法，馬克思主義是「人類精神的精華」。要繼承傳統禮教精華，也要糅合馬克思主義的精華，這是未曾充分解答的題目。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30/9/2024刊出。

 

 

 

前司長的勸諫

律政司前司長梁愛詩在「蛻變計劃」的一段影片中，苦口婆心呼籲社會接納在反修例事件中，已知錯並承擔法律責任的年輕人。「蛻變計劃」是學者宋恩榮2020年成立的組織，致力輔導及協助服刑後的年輕人，支援他們重返社會。梁愛詩說，社會一向是希望幫助釋囚重投社會，如果沒有工作機會，便無法重投社會。

這是兩個多星期前的新聞了，至執筆時，不見有任何和應，勸言落入了虛空。

這是當然的。說「社會」應該給犯事認錯的年輕人機會，沒有人會反對，但誰是「社會」呢？並沒有抽象的仁慈社會，只有具體的僱主、公司和機構。想呼籲有效，可能要向具體的僱主和機構直接游說。

具體問，誰會不怕麻煩去聘請有可怕政治案底標籖的年輕人？估計絕少。我以前的工作是醫務，試想如果犯事的年輕人是醫護人員，私家醫院和公立醫院會不會從寬聘用？相信會有很大顧慮。萬一被攻擊「包庇（前）黑暴」，麻煩會有多大？

近日我在讀中國禮教思想，剛讀到東漢史家班固一篇論「諫諍」。他說，倫理道德有仁、義、禮、智、信「五常」，諫言也有「五諫」：諷諫、順諫、窺諫、指諫、陷諫。譯為白話是婉轉以諷喻勸諫、順對方的思維勸諫、靜靜伺機勸諫、指出錯誤直諫，以及冒險犯難進諫。前司長在委婉地順諫，但是僱主怕陷入麻煩，畢竟聘用這些年輕人也是政治冒險呢！想見到社會變得寬容，可能首先政府要釋放OK的信號。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7/9/2024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