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到今年，我偶爾會想：硬的軟的，哪些變化改變香港更多？硬的如抗爭者由悲憤而使用暴力、警方平亂盡情使用武力，軟的例如執法與施政無上限地自我正義化，哪一樣改變香港更多？最近我又這樣想了：到底是國安法的個別硬條文改變香港多一些，還是伴之而來，林林總總的軟手段改變香港更多？
《何以》
終須問
何以這風雨總不休
當土地再無餘隙
載一掬涙再流
何以三人
令三千成眾
冥頑的人無言亦憤恨
不昂首
不低頭
拒絕喧嘩，相約默沉
今夜已無吶喊聲
寂靜四散。有人尚在搜尋
曾經響透長巷
收藏著絶望的盼望
問何以自由終不歸於這裡
夢魘何以醒，這夜
恐懼染浸你的城
你不顧抹不走的前塵
卻問何以妄為能成就信念
冥頑的人，何以
永不從沒有前路的痴迷退後
我問革命何往
解放了誰流了誰的血
向誰的所在
流多久多遠
而蕭瑟已是唯一的邁進聲
響樂透進人煙漸稀的故壘
進城者打掃歷史黃沙
建造重新設置的自由
勝利來臨，你還問
憑什麼理性光輝
要迴避卑劣陰暗
為什麼不徹底埋葬
這些叫做香港的人
《蘋果日報》「醫醫詩詩」專欄，2020年8月14日。
2020年7月1日，香港回歸23周年，港區國家安全法(「國安法」)在午夜前生效。在這前後，香港面對新一波COVID-19疫情，而挾著國安法威力的鬥爭在各方面洗刷著城市。官方非正式說法是，這是香港必需的「二次回歸」，異議者則說這是「二次文革」或「文革2.0」。我覺得兩者都不太貼切。分析政治並不是我的興趣或所長，但是香港的丕變觸動了一個擱在心中多時的書寫念頭，與文革有關。
我沒有經歷文革，但心中有一個抽屜，收藏著有關文革的人和故事。這或者從在美國念大學時就開始了。2017年我出版了一本書《有詩的時候》(香港三聯)，其中一段說：
1976年文革結束，到1981年，中國大陸上，新詩迎接一個復甦年分。我對1981年有特別的感覺。我在1977年在布朗大學上醫學院，1981年畢業。上醫學院那一年我還有寫詩讀詩，也沾其他文學和一點唐君毅、牟宗三等「新儒家」的哲學，因為向《明報月刊》投稿認識了主編胡菊人，像是半個文藝青年，然後被泛濫的醫學院功課淹沒，沒有餘力隔海思考中國了。(147頁)
平反後被封為烈士
這一段不是全部實情，那時文革剛結束，中國醞釀開放，身在海外也不可能不關心。1979年6月，醫學院第二年將完，我在大學的人文圖書館讀到《光明日報》刊登的長篇通訊《一份血寫的報告》，報道遼寧文革冤案張志新(1930-1975)之死。在無數文革冤案之中，張志新與林昭(1932-1968)
是後來最知名的兩個女死者。張志新在平反後被封為烈士，林昭的獄中血書和其他資料到近年重新被研究。初讀張志新的事跡，可能是我日後感覺文革與自己「有相干」的起點。我寫了一篇文章〈先去的人〉致意，投稿回港，記不起是否刊登在《明報月刊》。
現在想寫的焦點不是政治的文革或訴寃的文革，而是那些在劫或歷劫的人。我也覺得，人如何經歷、承受政治劫難，在2020年的香港應該會見到一些倒影。
家中書架上有一本散文集，書名就是《倒影》。作者林洵(張文達，1921-2003) 是我的一位忘年朋友。我曾是他的醫生，有十多年他在我的醫院門診看病。他本名張孝權，張文達和林洵和都是筆名。文革結束後，張先生在1980年來港，來港後為多份報章撰寫專欄，以細膩蘊藉的文字寫回首前塵的文章。我存有6種他的散文集，包括一本與季羨林回憶文革著作同名的《牛棚雜憶》。散文集都有親筆簽名，除了《倒影》，那是在旺角田園書屋買的，當時我們還未曾見面。我們最初是文字之交，給他看病應該是1989年之後的事。他逝世前最後的日子是在上海靜安區一處寓所度過的，我去看望過他。
狂飊時代的一滴水、一片樹葉
九十年代我偶爾會去銅鑼灣百德新街他的寓所看望他，坐在堆滿雜誌資料和稿紙的桌旁聽他談些歷史和世事。讀他的文章，聽他輕談往事，我就會想，當時代猛烈狂飊如風暴，個人只是一滴水、一片樹葉。暴風雨過去，人生段落都成為記憶倒影，只有很少的人物故事見於歷史。
《倒影》在1986年出版，當年張先生65歲，現在我想著寫文革在我心中的倒影，自己也來到同一個歲數。
《倒影》一書主要不是記述文革，但也有這樣一個片段：文革初，張先生多次被抄家，書籍隨其他值錢之物「呼嘯而去」。文革後他收拾劫餘，發現還留存了他手抄一冊舊體詩，包括龔定庵雜詩、李商隱律詩等若干首，一時大喜過望，因為這一本小冊子伴隨他度過「文化被革盡了的那些年」。文中一段：
被繫牛棚時，讀這首(龔定庵)詩難免有些感慨。牛棚面對大海，渾沌蒼茫，一望無際，我們就在海邊種田，肩挑一百二十斤糞桶，搖搖晃晃走在田埂上，嘴裡卻默念龔定庵的詩，倒也是人生難得的際遇，至今每一憶及，如在眼前。我的所謂感慨，無非是讀書人的遭遇，竟不如封建時代。
(頁43，〈簾捲西風〉)
文革遭劫的不止讀書人，但讀書人在文革的遭遇的確特別能折射出那個時代最顛倒的一面。我讀到這一段時，首先想起的是鄧拓(1912-1966) 和他的家人。鄧拓和張文達先生同樣有書生文人特質，有舊學根底，同樣擅長詩詞；不同的是鄧拓終生的事業都在共產黨內，歷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他還是1944年第一部《毛澤東選集》的主編。
「願約三生酬壯志，勤將四季作農時。」
鄧拓廣為傳誦的詩句常有「書生」影子：「東林講學繼龜山，事事關心天地間。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過東林書院》) ，「筆走龍蛇二十年，分明非夢亦非煙。文章滿紙書生累，風雨同舟戰友賢。」(《留別人民日報諸同志》) 但我最早在大學時期讀到的鄧拓詩，是《題漓江春畫頁》，「一見灕江不忍離，別來朝夕似相思。」常在口邊，尤其喜歡其中兩句「願約三生酬壯志，勤將四季作農時。」覺得有特別的精神力量。
像鄧拓這樣帶書生氣的黨員幹部，即使在他那個年代也是很罕見的。與他同在文革伊始就被欽定批鬥的吳晗(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 固然也是讀書人，但就沒有鄧拓那種在關鍵時刻擇善固執的書生氣，兩人惹毛澤東不快的來由也各不同。今時今日，書生氣質大致上應已從官員群體消失。
倒影在2020年香港，我聯想到的是在新冠狀病毒抗疫中兩次被批鬥的香港大學微生物學專家袁國勇教授。他當然不是幹部，但有書生氣，在國家級傳染病顧問的位置，可算是書生報國。不幸地，他也應了「文章滿紙書生累」的鄧拓詩句。當然，他受批判的程度離開文革還是很遠，故此只可說是「倒影」。
批鬥的傷害未必是由直接的暴力做成。點名之後，被批判的人忽然好像掛上了標籤，會被疏遠隔離。鄧拓在1965年初被停止了黨內工作，呆在家裡，他的妻子丁一嵐回憶說，「實際上已經成了監督居住的對象」，熱鬧的家變得靜悄悄，與子女相見都默默無語。失了工作之後，鄧拓初時每天還可以按時收到送到家裡的新華社編的內部「大參考」，感覺上與工作單位和外界相連。然後，4月的一天，市委機關忽然來了幾個人，不作解釋，就把所有「大參考」收走，鄧拓跟在他們身後懇求說，能不能繼續給我一份。丁一嵐說「人走了，鄧拓一個人坐書房裡，一句話也不說。」
這一幕情景深入我心。如此被自己效忠的組織排斥疏遠，對重視群體生活的人是很大的傷害。
鄧拓和丁一嵐育有五個孩子，幸而五個孩子也不曾背叛父親，情願一起受苦。鄧拓最終在家自盡以明志，丁一嵐和五個孩子艱難渡過文革，經歷也很不平凡。五個孩子當中，次女鄧小虹在1975年政策放寬時以「可教育好的子女」的類別考上西安醫學院，成為婦科腫瘤科醫生。1998年丁一嵐逝世後，鄧小虹赴丹麥哥本哈根大學醫學院做訪問學者，回國後兼任醫療管理工作，在2000年轉為全職政務，任北京市衛生局副局長，在醫療衛生各方面多有建樹。2003年SARS疫潮，鄧小虹任北京市衛生局的新聞發言人，第一次「出鏡」就是宣佈世界衛生組織對北京市SARS疫情「雙解除」(解除對北京市的旅遊警告、並從世衛疫區名單中剔除北京市)。
看資料，鄧拓比我的先父年輕一歲，鄧小虹比我大兩歲。我們是生活在兩個不同歷史空間但同一時代的人。我自己也是先行醫後來轉軌醫務工作。如今香港的政治空間與內地逐漸趨於同質，倒令我無端想到，或者應該更仔細地閱讀他們一家六口歷劫餘生的故事。
「文革」倒影．一．《明報》世紀版
2020年8月11日刊出
劇本原本是不是這樣？五月疫情受控、七月港區國安法出、八月社會趨穩，宣傳我城是我家。天意弄人，疫情不斷，「第三波」才是第一次真正兇猛的衝擊；人也會玩弄「天意」：港區國安法理應極為慎用，但在施政和執法者輕易引申演繹之下，公民社會的空間在大小範圍迅速收縮。這就是我們的家？宣傳難以服眾。
都說這是我們的家
這不是一個家的故事
賞風景歸來，盛筵過後
動手切削所有方桌的角
責問它為何不似圓形
這不是風景的故事
削了角還是桌
掉一根枝椏還是巢
失一片天不成家
這不是巢的故事
有些雛兒不能長大
牠們錯過什麼樣的未來
這不是未來的故事
隨風而來的音信
今夜隨風消逝了嗎
這不是風的故事
風入林時驚起的鳥
徘徊空中到幾時
這不是驚鳥故事
壯麗史詩長卷出土
圖窮展現古老旨意
這不是史，或詩
許願樹在新年之前偏枯
心願從此寄託天涯
這不是願，是城
高樓一朝瘦
霧鎖於港的船會否為它號鳴
《蘋果日報》「醫醫詩詩」專欄，2020年8月7日。
現代醫學立足於科學，由西醫主導，現代醫學倫理原則立足於西方的道德哲學，兩者都具普世性，但中醫在華人社會依然有其位置，在中國大陸更有政策維護。那麼，在醫學倫理領域，中國的傳統價值觀，特別是儒家思想，是否也可以得到有份量的現代地位？這並非異想天開。在我現今工作的生命倫理學範圍，一直有學者認真探索和提倡建設中國生命倫理學。
我年輕時對哲學有興趣，入門是從儒家哲學開始，大學二年級去德國做暑期工，帶了一本《論語》上路細讀，思考當時還有點熱度的中西文化異同問題。近日得空暇，從頭略讀了一遍《論語》，有些想法可以分享。
有學者嘗試把儒家思想注入醫學倫理，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期望儒家哲學能成為別樹一幟的道德理論，從而在現代醫學倫理學得一席位；另一面是期望現代醫學從尊重多元文化出發，也能照顧到中國人病者與家庭的儒家社會特性。在現代醫學教育本來就有尊重多元文化的主張，即使強調科學為本的循證醫學(evidence based medicine)也強調醫生須把醫學證據與病人的文化背景和價值觀相結合，例如關注少數族裔、新移民和土著族群，尊重多元文化是良好的醫學實踐。
推動儒家思想注入醫學倫理，要面對這個問題：現今中國人的文化和價值觀能否歸結為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是否還好好存在於中國人的家庭？一般來說，中國人重視家庭倫理，但在西方社會裡，猶太人、意大利人、墨西哥人等族裔也很重視家庭，這不能算是很根本的中國特色。
或者在具體的醫患關係中，更嚴肅的問題是，當傳統倫理與病人的個人自主權利發生衝突，怎樣解決？
醫乃仁術
以儒家思想為本建設中國生命倫理學(或醫學倫理) ，一個途徑是從哲學高點出發。孔子學說的核心思想是「仁」，而「醫乃仁術」是歷代對醫道的共識。「仁」的倫理推己及人，從「親其親」出發，仁心仁術即是視病人如親人子女。學者王珏在2009年《中外醫學哲學》發表的論文 〈醫乃仁術：儒家視野下的醫患關係〉，頗為深入地論辯了兩點：其一是，「醫乃仁術」並不等同在醫患關係實行「家長主義」(paternalism) 。雖然仁心仁術是行善原則(beneficence) ，但並非叫醫生不顧當事人的意願，強行代病人作醫療決定；其二是，西方倫理學傳統強調個人獨立自主，預設病人自決是最高原則，這可能含有盲點，因為忽略了人的本質有脆弱性，尤其在生病、受傷，或其他無能為力的狀態中，單單以契約關係理解病人的個人權利，可能還不如醫生視病人如親人可取。文章的結語是，從西方倫理視野的盲點出發，「醫乃仁術」的論述「不僅具有獨立的道德意義，而且很可能成為西方生命倫理觀一個極具啟發性的對話夥伴。」
另外也有人認為，把paternalistic譯為「家長式」本來就是不必要的貶詞，認為paternalism可以譯作「慈父主義」。上述文章也含有這樣的意思：儒家理想是「親其親」，病人不是陌生人。理論上或者如此，但在醫療現場中，中國式「家長主義」始終是一個問題。要注意的是，在傳統中華文化中，「養不教，父之過」，父子關係並不是「慈愛」的親子關係；而且在現代醫療，醫生與病人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知識的不對稱性(asymmetry of
knowledge)；兩者結合時，在現實中是否真的可以尊重病人權利？這不能輕輕帶過。
還有一點疑問來自現代醫學的「科技主義」。醫學科技日新月異，醫生的醫療建議很容易會被嶄新的科技牽著走，在醫患關係中，醫生若是如父親那樣對待病人，會不會就像一些父母為子女好，塞他或她進名校、催谷成長安排一切，一廂情願地把「最好的」東西硬塞給孩子？
仁心難辨
在科技主導之下，仁心有時難辨。前年內地爆出賀建奎濫用CRISPR-cas9技術基因編輯嬰兒的醜聞，在國際批評下，他被國家嚴肅處理，成為階下囚。但在此之前，賀建奎曾經作出十分「慈父式」的自辯：HIV病人在內地是弱勢和受歧視的群體，不育的父母也不准使用體外受孕技術輔助生育，賀建奎認為自己的編輯嬰兒試驗不單可讓這些父母能得到有血統骨肉，更能令孩子得到抗愛滋的基因。這是利用中國人「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統思想，加上對基因新科技的知識不對稱，只要「我為你好」，就可以剝削脆弱的HIV病人群體。賀建奎並不是醫生，但在科技主導的醫療世界，也有類似的「仁心難辨」的風險。如果醫生有類似的對新科技的迷戀，而病人視醫生如父，很多問題會出現。
近日重讀《論語》時，我想到，雖然「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但落在醫療現場，「仁」的思想對現代醫學倫理的貢獻其實很有限。醫生對病人要有關愛之心和同理心，這在現代哲學和宗教(例如基督教)已經有很好的資源，例如仁慈(kindness) 和關愛(care) 就比「仁」淺白易明。「仁」很深刻，但一般醫生並沒有需要深究「仁」的本義。我開始覺得，《論語》中那些次一層的德性可能更適合與現代醫學倫理具體對話，正如醫學倫理學的「四大原則」也是一種「中層原則」(mid-level principles) 。例如孔子講「忠信」「誠」「敬」「好學」，具體而深刻，平平常常一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子路篇第十三》) ，強調恭敬處事出於內心，待人接物不帶優越感，是不簡單的倫理實踐。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2020年8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