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的倫理挑戰

醫學專科學院25周年有豐富的醫學研討節目，其中一節探討未來醫學領袖的挑戰。我作了一個簡短的演講，回顧從二次大戰後生物倫理學因何興起，與現代醫學倫理有什麼關連。視角是追溯式，但在演講結束前，也觀察了未來的倫理焦點，有那些會給醫學專業帶來挑戰。

我選擇了五個焦點。這些不是都屬於未來的挑戰，說遠不遠，有些已迫在眉睫，只是日常我們不注意和無暇深究。

議題不是原創的。這是基於閱讀別人的討論，當然也包含我在香港這個位置上的思考。它們既是普遍性的，世界各地都在面對，它們同時也是十分本地的。五個焦點是:

1.        醫生與患者相處的時間壓縮減少，令醫療水平下降；

2.        醫療科技越來越精細，干預過度卻造成糟糕的病人體驗；

3.        新的醫藥證明有效但價格高昂無法公平分配；

4.        公眾對醫學專業的透明度期望日增，公眾要求參與監督；

5.        基因組醫學的倫理問題複雜棘手。

五個焦點之中有三個(第2、3和5) 是因生物醫學科技的高速發展和突破而來。發展飛快，五光十色，時常令人驚歎，但是把日趨精細繁複的醫療技術施於病人身上，與人性化的醫護照顧有很多時是牴觸的，兩者之間存在深層次的緊張。就這上面，我有時覺得護士比醫生更有體會。

第1個焦點看起來只是一個簡單的醫療手問題，但實際上是一個資源配置的挑戰。醫生的時間總是非常有限——儘管工作時間已經很長。在病床邊和門診與病人接觸的時間壓縮到某個程度，難免損及基本的質素。

第3個焦點關乎新的醫療科技，同時也是關於資源如何分配。第4個焦點——公眾參與和監督——很難歸類，這既倫理上的也是政治性質的挑戰。醫學專業能否對公眾有足夠的問責？多大的透明度才足夠？問責過甚會適得其反嗎？何謂過甚？

這次演講用的PowerPoint內容在十一月初就做好了。兩周後，傳出賀建奎在深圳的人類基因編輯實驗，宣稱誕生一對女嬰，震撼全球，香港舉行的峰會盛事竟成為震央。看來，演講的第5個焦點是預測對了。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8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