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文革」故事難免有選擇性。這是上一篇寫丁一嵐，讀到在文革初她被剃「陰陽頭」時想起的。剃「陰陽頭」是文革批鬥使用的一種羞辱手段，其中必有動手逞威的人，有看熱鬧的群眾，有指指點點的工作單位同事和街坊，主角當然是受害者和他的家人。一場文革，全國想必有數以萬計的「陰陽頭」、數以十萬計的參與、旁觀、受害的人。選擇從誰的位置說什麼「陰陽頭」故事，自然暗示了對文革暴力的態度。在形形色色文革批鬥方式，「陰陽頭」算是「輕度」的暴力，因此在許多記述中只被輕輕帶過，好像是連場反人性罪行的盛宴上的一碟配菜，其實它值得仔細想。
丁一嵐的「陰陽頭」是這樣的：
機關裡給所謂「黑幫分子」剪了陰陽頭。媽媽心知這是違反黨的一貫政策的，這樣子走在街上社會影響也不好，在徵得「造反派」同意後，她戴好帽子，才騎車途經長安街回到家中。回家後，媽媽忍住自己的屈辱痛苦不言，婉言耐心地向弟弟妹妹講黨的一貫政策，講違反黨的政策的做法隻是少數人的錯誤行為，不應該因此記恨黨和多數群眾。講完後，媽媽才摘下帽子露出了散亂的頭髮。年幼的弟弟妹妹流著淚依偎在媽媽身邊，一句話也講不出來。（鄧小嵐〈如此年時如此地，人間長此記深情——回憶父親鄧拓母親丁一嵐〉）
這段故事展示的是，受害者承受了個人屈辱之餘，還在關心黨的政策和社會影響。她努力讓孩子理解黨，這是為保護孩子：倘若孩子記恨，在外邊表達任何怨憤，就會招來更多的禍。
家人支持面對屈辱
在屈辱傷害中，家人是重要的支持。這從丁一嵐家中另一段小故事可以見到。她在工作機關參加「學習班」，每天要掃街和清理廁所，線手套用上兩三天就會磨破，孩子們就把粗尼龍線分成細線為媽媽編織結實的尼龍手套。有時丁一嵐勞累倒頭便睡，夜半醒來會看到小女兒鄧岩在身邊織織復織織。她為之黯然，但這些支持也讓她撐下去。
在另一段「陰陽頭」故事，一個旁觀者回憶聶真（1908－2005）被鬥的情景。文革前聶真歷任中央華北局黨校教育長、中國人民大學黨委第一副書記、副校長，他的妻子王前是劉少奇的前妻，他的妹妹聶元梓是文革初期北京造反派五大領袖之一。聶真的「陰陽頭」：
隨著運動的深入，真刀真槍開始動手了，開始毆打黑幫份子和剃頭了。我的一個女同學騎在聶真身上，給他剃了一個陰陽頭：即是一半不剃，一半剃，這叫陰陽頭。聶真沉默著不說話，當時我小，在想：這是怎麼了？我那個同學，多溫順的一個女孩，今天怎麼這麼凶？現在回想，人性裡總歸有醜陋一面，到某個時刻總會表現出來吧？
聶真被剃了頭，沉默不在乎，也不戴帽子。某天下午，他夾一個包想出大院去政協開會，被人截住了不讓去（他的行政級是6級，專車也給封了），沒去成。那會兒正是夏天，凡是戴帽子出門的，肯定是被剃了頭的，受衝擊的。聶先生挺大度，挺著陰陽頭坐公交去參加政協會，看來也是一種無聲的抗議吧。不久，北京衛戌區在一天黑夜將聶真抓走了，大街上刷滿了大字報：支持逮捕三反份子聶真。（童心〈我經歷的文革（二）〉）
經歷過大風浪的人以一絲蔑視面對紅衛兵小娃兒，拒絕扮演無助的受害者。這與他是男性或者也有關係。
「含忍是為了自由」
受辱的經歷不能改變，在某些情況下卻也可以處之泰然。楊絳（1908－2005）被剃頭的達觀反應後來被讚頌，視為「含忍面對」的範例。她這樣看被群眾批鬥：
誰是導演，演出什麼戲，我全忘了，只記得（批鬥）氣氛很緊張，我卻睏倦異常。我和默存（錢鍾書）並坐在台下，我低着頭只顧瞌睡。台上的檢討和台下的呵罵，我都置若罔聞。
……我雖然每天胸前掛著罪犯的牌子，甚至在群眾憤怒而嚴厲的呵罵聲中，認真相信自己是虧負了人民、虧負了黨，但我卻覺得，即使那是事實，我還是問心無愧，因為——什麼理由就不必細訴了，我也懶得表白，反正「我自巍然不動」。打我罵我欺侮我都不足以辱我，何況我所遭受的實在微不足道。至於天天吃窩窩頭鹹菜的生活，又何足以折磨我呢。（楊絳，《丙午丁未年紀事——烏雲與金邊》）
以這樣「何足以辱我」的心態，無論「戴高帽」，遊街，每天掛着牌子去挨批鬥，都不成為嚴重傷害。她甚至和錢鍾書盡力巧製自己要掛的牌，做好了還互相鑑賞。最終楊絳也被剃了「陰陽頭」。她的應對是：
回家後連夜趕做了個假髮套，第二天戴在頭上照樣和錢鍾書手挽手地去買菜，還自嘲地說：「小時候老羨慕弟弟剃光頭，洗臉可以連帶洗頭，這回我至少也剃了半個光頭。果然，羨慕的事早晚會實現，只是變了樣。」(〈百年回眸——楊絳先生：我們仨，再無生離和死別〉，壹讀。)
楊絳晚年說，在艱苦憂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質，是肯吃苦。她兩夫婦從抗日時開始已練就吃苦。(楊絳：〈我的自問自答〉) 她還說，「含忍和自由是辯證的統一。含忍是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學會含忍。」(〈楊絳辭世前談教育、愛情、人生觀〉，《信報月刊》。)
我在醫務工作中對心理創傷有些了解，知道像這樣處之泰然地面對羞辱傷害十分稀有，因此並不能成為普及的應對方法。普通人受創傷，心態沒有這種程度的豁達，況且楊絳夫婦一直有對方共渡苦難，而且他們屬於「陪鬥」，並非最殘忍的暴力傷害對象。
含忍接受有限度
我的意思是，「含忍」接受屈辱即使有助減輕傷害，總也是有限度的。另一段「陰陽頭」故事可以作為說明。文革開始時，第一波暴力是狂熱的學生打老師，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中的卞仲耘校長是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在此之前，大規模的暴力早已在清華大學附中和北京大學附中展開：
北京大學附中成為北京市最早對學校的領導幹部和老師進行野蠻毆打的地方。副校長、化學老師劉美德被剃了「陰陽頭」，被強迫在操場上爬行。還有紅衛兵把髒東西塞進她的嘴裡。有一天她被拉上一張方桌跪下，一個紅衛兵站在她身後，把一隻腳踩在她背上，由一名記者照相以後，那個紅衛兵把她從桌子上踢了下來。當時劉美德懷孕已經很明顯。她的孩子生下不久就死了。 (王友琴，〈恐怖的「红八月」〉。)
這種程度的創傷就不是靠「含忍」可以化解的。精神和肉體創傷有深遠的後遺症，旁人勸受害者「放下」也沒有多大用處。
在香港從去年反修例抗爭衝突到今年疫潮，港人患創傷後遺症和抑鬱症的比例極高。港大多番發表研究報告，數字聽多了會麻木，而有助化解創傷的「社會復和」在去年提過一下，很快就沒了蹤影。這是重大的公共健康問題但不見有人理會，社會忙於應對新冠病毒，同步進行的政治清洗更令人心抑壓。每個人的創傷也需要好好地表達和被聆聽，不能期望長期「含忍」—那會變成無盡頭的含冤。
「文革」倒影．四．《明報》世紀版
2020年10月13日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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