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淺嚐的書

久違地去逛樓上書店，第一站界限書店，買的第一本書是新出版的《爐峰櫻語—戰前日本名人香港訪行錄》(香港三聯）。買下時有一種彷彿認識的親切感。

作者黃可兒從中大歷史系畢業，在日本取得語言及教育碩士，旅居東京多年，遍遊日本，成為文化旅遊作家。然後她因緣際會認識一位專研夏目漱石的日本教授，2019年開始研究從明治到昭和時代日本名人的香港遊歷，成就了這本有學術底子但平易自在的人文作品。

剪影人物片段可以窺見時代，這也是我自己喜歡的寫作方向。作者不只是寫名人見到的正在成形的香港小都會，對每個人物，例如與李鴻章同代的日本外交家陸奧宗光，也有筆觸細膩的素描，匯成歷史質感。

我覺得曾與作者見過面，是不是在她唸中學時一起吃過飯？她的父親和我相識相知很久，從早年就聽到她的一些另類求學和人生的旅程，在腦海形成活的印象，卻又不算是記憶。

買書卻跟這點連繫無大關係。書的設計合意，在書店放在推介位置，本來就會看，看了喜歡才買，自購好過厚顏地等朋友贈書。間接認識作者無疑會加分，但未至於偏心。

家中未讀的書不少，近年少逛書店少買了，老來視力不足更成為疏於看書的藉口，最近卻別有領會：來到人生這一站，閱讀可以淺嚐，無論是嚴肅還是閒暇的書，淺嚐便有好滋味。淺嚐不須「即止」，可以延伸的。看過這本書，現在想看夏目漱石（也在書中）的名作《我是貓》。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5/7/2022刊出。

 

 

書展，書店，香港人

疫情再趨嚴峻，香港書展仍可舉行，也算難能可貴。今年還有一個民間書展，我買了票，想魚與熊掌兼得，當然是太貪心了。它在開幕前一天忽然被迫取消。

那個小書展有一張我很喜歡的海報，大雨水浸街，兩個孩子齊「擔遮」，坐穩水上齊看書，旁邊有浸了一半的安全島燈的亮光。但也聯想到，燈在水上容易觸電，書展以「香港人」為名，難免被盯上。最終果然夭折。

不過，兩天後又發生民主黨被迫取消年度籌款晚宴的事件，同樣是前一天才收到通知，以牽強的理由取消租場。由此可見，「香港人」敏感詞還不是要害，或者只要民間連結活動含有政治性，就可能被針對。

一些獨立書店和獨立出版沒有空間展出，是可惜的。一個本來靈活的社會應該有這樣的空間。如果有些書因為意識形態和政治考慮不宜在半官方的香港書展出現，只要沒違法，讓民間活動補遺，也是對香港好。

民間書展被消失，反而挑動逛、看、買的念頭。行書展的節目是沒有了，只好行樓上書店。我逛了幾間，其中也有夭折的書展的協辦單位。共買了六本書，大部分在香港書展應該也有，有一本可能進不了場，買下來是好奇，作者對「香港人」的論述是否成立？

在一間有參與協辧的小書店，見到一個中年男人在擾攘，要求立即退票還錢。他不理店員小姐的婉言解釋，不停怒吼：「賣了票又臨時取消，這是欺詐！」

這也是「香港人」。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2/7/2022刊出。

 

講好故事

先有「講好中國故事」，後有「講好香港故事」，都值得細想。

「講好故事」的意思，是把故事講好，還是挑好的故事來講？文化評論人林沛理指出兩者分別很大。他批評學者王德威在一本新書中論及習近平呼籲國人要「說好中國故事」時，說成「tell the good China story」，而不是「tell the China story well」，是難以想像的低級錯誤，也可以理解為失言，因為潛意識裏不相信共產黨，認定「說好中國故事」只是隱惡揚善。(《亞洲週刊》，2021年14期。)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初2月一次黨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說，講故事是國際傳播的最佳方式，「講故事就是講事實、講形象、講情感、講道理，講事實才能說服人，講形象才能打動人，講情感才能感染人，講道理才能影響人。」他並沒有指示只能唱好。

不過，之後應聲而出的說法越來越火熱，很快脫出了「如何講好」的範圍。講中國故事要有正確和正氣的主題，例如中華魂，例如中華民族自古至今艱苦的生存抗爭，以至興盛自強的中國經驗，總之要基於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這不光是how to tell the story well的問題，很大程度繫乎如何選材，也就是what to tell。

特首李家超在立法會回應議員關注如何說好香港故事，明言要「放膽去說話」，做到「畫公仔畫出腸」，這是「如何講」；他也說「首先要統整香港優勢，建立理論基礎」，歸根結柢，還是離不開「好故事」。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9/7/2022刊出。

親近基督教

生活日常裡的事物，幾時算是偶遇？幾時算是有緣？這幾天清晨我在慢讀一本薄薄的書Resources of Christianity（可直譯為「基督教的資源」，但書中意思近乎「基督教作為資源」），這是一個宗哲講座的文本，不是很容易讀，讀來卻親切。窗外天色漸明時，靜思細想，感覺是「此中有真意」。

書是年初在大學書店買的。我近年很少買書，反而是每有機會就「減持」家中的書，那天逛書店純是因為手上有些書劵。

書劵來自學年裡做書院通識課小組導師的工作，屬於義務性質但以書劵代酬。中文大學是書院制，每位教職員可以自選書院掛搭，我當年初來甫到，中大朋友招手入了崇基，恰巧書院的通識課老師也是我的讀者朋友，知我來了，就邀請做導師。

在中大眾多書院中，崇基有深長的基督教背景，崇基圖書館有豐富的宗哲藏書，我只借閱過幾種《道德經》英譯本，卻是偶然持書劵逛書店，遇上這本關於基督教的小書。說不定由此開啟趨近宗教的一扇門？

作者François Jullien是當代法國哲學家，也是希臘學家和漢學家，書中有些地方觸及儒家和道家，都見到洞悉力和功力。這書的思考從一個問題開始：在現今歐洲社會，雖然許多人已經不再信仰基督教，但基督教仍然在西方文化留下深刻印記。基督教能否成為未有信仰的人的精神資源？他著力詮釋《約翰福音》，從公元第一世紀的希臘文原文談起，有說服力也有啟發性。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6/7/2022刊出。

 

最小的代價？

不少朋友估計盧寵茂醫生就任醫務衞生局局長後，會雷厲風行地抗疫，因為他在今年初的一次訪問把話說得很絕：「那些提出『與病毒共存』的(人)，其實是與病毒共到黃泉，病毒是不會跟你共存的，它只會帶你到黃泉。」現在宣佈隔離的感染人士需要配戴電子手環了。

我留意他上任第一天在網誌說，要循證抗疫，精準防控，「用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效果，為香港連接國際連通內地，是首要任務。」

以最小的代價求最大效果向來是公共衛生的通用原則，政府干預應採取「最小程度的限制手段」(least restrictive means) 。不過，我相信他的說法是來自4月底國家衛健委副主任李斌在記者會上的講話。當時上海抗疫已封城一個月，面對民怨，李斌為「動態清零」辯護，強調疫情防控必須堅持全國一盤棋，但同時表示，在總方針不動搖的前提下，中央也鼓勵地方根據當地疫情的形勢和特點，探索總結好的做法，「努力用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防控效果。」

這是防疫思維的轉捩點，不再不惜一切地「清零」。未曾認真討論的是，如何界定和評估社會大眾為嚴防疫情付出的「成本」？

即使疫苗接種率已提升、病毒變得比較溫和、治療有效，我們仍必須嚴防，一個說法是中國人口基數大，鬆懈的後果不堪設想，但在數學上，人口基數愈大，長期嚴防的成本(例如嚴重抑鬱)也是愈大，無論是貧、病、老、弱者，長年累月受苦的人很多。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3/7/2022刊出。

 

 

 

「風」與「頌」

歌手信奉了道教，創作隨而轉軌，她在七一慶回歸節目唱出新作《中華頌》，資深歌迷發七千字長文狠狠批評，深痛惡絕。我不是樂迷，聽流行曲是零零碎碎的，這一回卻上網聽了好些她的歌，特别喜歡at17的《窮得只有愛》，在地而又潮，更上接許冠傑廣東歌隨意諷刺現實的自在感；People like us的音色非常動人；《最後的信仰》只是一般地喜歡。《中華頌》不能與這些歌直接比較，只可視作初步實驗。

在網播的live她回應歌迷批評，有一段話頗見智慧：「如果你見到我有咩嘢好，或者有啲嘢令你欣賞，而你決定支持我，或曾經支持我，嗰樣嘢唔係因為我好，而係因為你好。」暗示境由心生，而且肯定「你」的好。

稍前，她在社交媒體說，一向喜歡中國文化，由此探索「國樂」。Live之後再發文，質疑只是表達喜歡中國文化和國樂就被欺凌，「那麼以後還有誰敢愛國？還有誰敢表達自己喜歡中國文化？」

香港社會已徹底撕裂，在這大氣候抽離政治欣賞中國文化，難度很高。從創作出發，有一個角度或者可供思考：借《詩經》「風、雅、頌」做比喻，「風」來自民間，「雅」是士人的歌，「頌」為王侯廟堂而作。作為創作資源，從「風」入手最自然，「雅」需要專業深度，「頌」容易變成善頌善禱。《窮得只有愛》近似「風」，《中華頌》是「頌」。

「頌」也是中華文化，難題是要尋得活水，才可以沐足清溪。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0/7/2022刊出。

 

多元撕裂

近年我的工作在生命倫理學範圍，寫過一本普及性的書，《生命倫理的四季大廈》（香港三聯，2019）。生命倫理學在上世紀興起，與「墮胎權vs生命權」爭議有些關係，書中也縷述了。最近被美國最高法院推翻的1973年「羅訴韋德案」本來是解決生命倫理爭議的範例，如本欄上一篇所說，「羅訴韋德案」的裁決能在中間落墨，符合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不是各讓一步的妥協。簡化地說，這是「中間合宜的道理」。生命倫理學就常以中間的道理分析兩難課題。

有論者觀察，「羅訴韋德案」被推翻後，美國社會只會更趨撕裂。這無疑是真的，但何止美國？各走極端「多元撕裂」早已是全球趨勢，中間合宜的道理越來越沒有市場。看最近法國的大選結果，看香港的變與亂，到處可見的是表面多元，深層撕裂。

人們慣常把「多元包容」連在一起說，其實兩者沒有必然關係。包容固然有利多元，多元卻也可以四分五裂。

特區「由亂而治」，之後要「由治及興」，在此時節，「一元團結」總比「多元撕裂」好？難堪的是，整個社會的撕裂不會自癒，只能被掩埋，香港只能與多元的自己匆匆告別。

「一元團結」的香港與「多元撕裂」的西方面對同樣問題：中間的道理消失。當一元意識形態統領一切，「中庸」就淪為哲學史上的過氣名詞。在五十年的下半場，中間的道理將從何而來？我想，它不會從慣性附和的識時務者來。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7/7/2022刊出。

 

禁墮胎也是依法

這一天是美國國慶，很多美國人沒有慶祝的心情。十天前，美國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以5票對4票推翻了1973年「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 ，結束了美國近50年來對女性墮胎權的憲法保護，墮胎合法與否變成各州的「家事」。

美國最高法院由首席大法官和八位大法官組成。大法官由總統提名、參議院通過，享有終身任期，無後顧之憂便可以依自己的意志審案。然而法官也有個人的價值觀和信仰，特朗普總統和奧巴馬總統委任的大法官對墮胎的看法一定很不同。

在「羅訴韋德案」，大法官Harry Blackmun的裁決是中間落墨的：婦女可否自主墮胎，應視乎懷孕期而有不同，胎兒越成熟，政府越有理由關注其生存權利。裁決把懷孕期分為三段：在前三個月，孕婦諮詢醫生意見後可自行決定是否進行墮胎；懷孕12周後，政府有權限制婦女的自行墮胎權，在懷孕中期，墮胎的決定應基於保護孕婦健康；滿24周後，依醫學意見，胎兒已具存活性(viability)，原則上禁止墮胎。

Blackmun大法官是由保守的尼克遜總統委任的，他的中庸之道特別難能可貴。如今中庸之道沒有了。這一回保守派大法官Samuel Alito否定「羅訴韋德案」對憲法保護墮胎的論證，認為受憲法保護的「隱私權」(right to privacy) 並不包括墮胎權。這個裁決是依法的，儘管不一定合理。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4/7/2022刊出。

 

 

選五星旗

臨近慶祝回歸的日子，讀了一些中華人民共和國選國旗的故事，官方和民間網頁有不少資料，詳盡的故事見於「維基百科」，其中附有多個最初入選的圖案設計。比較之下，覺得還是最終定案的五星紅旗最鮮明，但也很喜歡詩人艾青設計的第21號。

國旗的徵集挑選過程頗見民主。1949年7月，徵求啟事在《人民日報》、《新民報》等各大報章刊登。啟事經毛澤東和周恩來修改審定，其中關於色彩的規定，徵集啟事初稿是「以赤色為主」，周恩來改爲「以紅色爲主」。8月下旬截止，收到約3千幅設計，評選委員會初步選出38份，提交新成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討論。最終以上海工人曾聯松原創的「紅地五星旗」圖案爲本，加以修改。

在原設計，代表中國共產黨的主星還嵌了錘子鐮刀標誌，這是始於前蘇聯的共產主義標誌。錘子鐮刀標誌在最後定案時被移除，紅黃兩色也定得鮮麗一些，成為今天的五星紅旗。原設計的錘子鐮刀的確並不那麼協調，但色調較內斂，有樸實感。

曾聯松是浙江瑞安人，在上海工作。圖案是在家中設計的。他的設計原本並沒有入選，經田漢大力支持才收入初選名單。在最後階段，另一款設計差點「跑出」，這是「第3號」圖案，左上角是一顆黃星，下半幅位置有一條黃色橫槓，代表黃河 ，起初毛澤東也認爲可以，最終被張治中上將勸止，認爲那條黃色把紅旗分割爲上下兩截，有分裂國土、分裂革命之嫌。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7/2022刊出。

 

 

休提醫療改革

在新一屆政府上場的前夕，不知為什麼又想起醫療改革。

年初「復出」寫專欄時，暗暗作了一個「自我審查」決定，不寫醫改題材。為什麼？那是2012年停寫之前常在談醫改，悶死了讀者。怎麼知道悶死人？因為有些親友和同事是忠實讀者，連他們也受不了。

在專欄談醫改很快過時，但2010年有一篇現在仍然自覺「有point」。文中說，要認識一個城市、一個國家，有時候你可以留意它做不成什麼，在這些地方往往有深刻的東西。例如美國做不成的事，第一是槍械管制。縱使經過校園屠殺式槍擊惨劇、兒童弄父母的藏槍意外殺人或自殺，人人有持槍權利的「信念」仍佔上風。今年美國屠殺式槍擊案連連，痛心疾首收緊槍管，法案在上周四終於獲兩院通過，但其中據說爭持激烈的措施，也只不過是把限制購買半自動步槍和多發彈匣的年齡從18歲提高至21歲！

談醫改，美國是醫學水平極高，但幾千萬人長期得不到基本的醫療照顧。2010年奧巴馬總統簽署了好不容易獲國會通過的改革法案The Affordable Care Act，也未竟全功。

說香港，有這一段：「香港做不成的事很多，近年可見的是政制改革。23條立法也是做不成的事，更弄到特首和高官下台。醫療融資改革也弄了很多年，至今仍做不成，今年似乎是最後一擊了，如果又失敗，也就說明了這是怎樣一個城市。」結果？到今天，十二年間，只有一個退讓再退讓的「自願醫保」。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8/6/2022刊出。

 

 

「430」在平行宇宙

疫情再起，看每日「430記者會」，記者提問又熱烈起來，但香港的Covid-19已經來到第三年的一半，問來問去答來答去其實也是差不多，看著看著就替張竹君醫生和其他輪流出席的衛生署和醫管局的同事覺著累。

無論與病毒共存與否，本來是緊急的特大瘟疫現在已經變成「長期/慢性瘟疫」。就像長期/慢性病一樣，你不能一味用醫急症的方法應對，要注意病人身心、生活質素，預防併發症和建立自理能力。

看著累時，便又想起平行宇宙中的香港。在那個世界，政府注重政策的機會成本，會貪新，不時尋找新的施政方式。因為靈活，也就沒有耐性堅持年復年、重複幾百天的記者會，「430」並非由一局一署獨沽一味講抗疫，有各局官員輪流解說不同範疇的政策，中外記者自由提問。

想像中的香港不全是美好的，只是依於一些不同的前提和邏輯，在不同的因緣中演變出另一番面貌。為什麼平行宇宙不一定比我們處身的這個世界更美好？不要忘記，如果真的有另一個香港，我們這個頗有問題的世界也就是它的平行宇宙了。

那個香港也有移民潮，比我們這兒更洶湧，在平行宇宙的「430」記者會，每周有入境處官員列席報告最新的移民數字，解釋走勢，隨後由多個局的官員輪流講解最新的防止移民潮惡化的措施，收視率很高。當然，日子久了，社會難免出現「抗移民潮疲勞」，專家就嚴肅地提醒，面對移民潮不可掉以輕心。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5/6/2022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