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的代價？

不少朋友估計盧寵茂醫生就任醫務衞生局局長後，會雷厲風行地抗疫，因為他在今年初的一次訪問把話說得很絕：「那些提出『與病毒共存』的(人)，其實是與病毒共到黃泉，病毒是不會跟你共存的，它只會帶你到黃泉。」現在宣佈隔離的感染人士需要配戴電子手環了。

我留意他上任第一天在網誌說，要循證抗疫，精準防控，「用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效果，為香港連接國際連通內地，是首要任務。」

以最小的代價求最大效果向來是公共衛生的通用原則，政府干預應採取「最小程度的限制手段」(least restrictive means) 。不過，我相信他的說法是來自4月底國家衛健委副主任李斌在記者會上的講話。當時上海抗疫已封城一個月，面對民怨，李斌為「動態清零」辯護，強調疫情防控必須堅持全國一盤棋，但同時表示，在總方針不動搖的前提下，中央也鼓勵地方根據當地疫情的形勢和特點，探索總結好的做法，「努力用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防控效果。」

這是防疫思維的轉捩點，不再不惜一切地「清零」。未曾認真討論的是，如何界定和評估社會大眾為嚴防疫情付出的「成本」？

即使疫苗接種率已提升、病毒變得比較溫和、治療有效，我們仍必須嚴防，一個說法是中國人口基數大，鬆懈的後果不堪設想，但在數學上，人口基數愈大，長期嚴防的成本(例如嚴重抑鬱)也是愈大，無論是貧、病、老、弱者，長年累月受苦的人很多。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3/7/2022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