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望落空

讀到一條新聞標題，說中國堅持清零不動搖，放寬防疫已成幻想。那是中共20大的前夕，官媒連篇發文章重申必須堅持清零，領導抗疫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也先後接受了BBC記者駐中國記者麥笛文（Stephen McDonell）和央視白岩松的訪問，解說動態清零如何符合中國國情。

我沒有幻想中央會忽然放棄清零大方針，但有預期政策會有明顯的修訂，因此也是期望落空了。清楚記得，期望的起點是在9月20日前後。那兩天接連的兩宗新聞，讓我以為內地走向務實防疫已見端倪。

其一是9月19日傳出貴州防疫巴士連夜急送民眾去隔離，翻車事故造成27人死亡。我判斷這會令中央見到地方的非理性防疫能造成多大民憤，因而調整政策。

其二是20日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向傳媒表示，特區政府根據疫情變化及香港實况調整防疫措施是無可厚非。兩日後，政府即宣布由9月26日起取消入境人士酒店檢疫，檢疫隔離日數改為「0＋3」。我以為這變化有含意，用香港作為因時制宜放寛防疫的試點。

最終就是落空。由此領會，一葉不可以知秋，兩片葉也不可以。

為什麼只能堅持緊守策略？除了一向就有的說法，堅持動態清零代價最小效果最大，中國人口基數大，老年人多，系統抵抗力有限，一旦失控不堪設想等，今回梁萬年也暗示，要等待更有效和可及的疫苗和藥物，才可以考慮放鬆，他說曙光或者已經不遠。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3/10/2022刊出。

絲方盡

月來寫了好幾篇朱光潛，又屢次談到徐復觀，不純是感慨上一代的知識分子如今已逝，還有是那種精神，和那個時代的獨特因緣。粗糙地政治分類，徐復觀是南來香港的反共文人，朱光潛是留學歸國經歷改造的知識分子，沒有什麼共通之處，除了都曾與百川可納的香港結緣。

兩人的晚年同樣令我想起李商隱詩句「春蠶到死絲方盡」。徐復觀在1982年4月去世，80歲；朱光潛在1986年3月去世，89歲。兩人去世都在春天，同樣是離世前在病中仍然放不下學術工作。春蠶如此真誠。

在朱光潛，這是翻譯維柯《新科學》來到即將完成階段。他在去世前兩年罹患疲勞綜合症和腦血栓，健康狀況差，但仍舊勤於執筆。逝世的前3天，他趁神志稍為清醒，乘家人不防，勉力悄悄爬樓梯上書房，家人急忙勸阻，他囁嚅地說，要趕在死前把《新科學》的注釋部分完成。

徐復觀在逝世前三個月才完成對儒學的思考，在論文〈程朱異同〉中重新肯定朱熹，修正了他早年對朱子的批評。在儒家傳統，朱熹重知識，修身由外而內，陸象山重道德內省，徐復觀向來重「陸」貶「朱」，因為不認同道德心可以從知識而來。但在逝世前一個半月，他在病床上口述《中國思想史論集續篇》的序言時說，〈程朱異同〉此文提出的「為己之學」應可以貫通朱陸，說這是一生的最後體悟所在，可惜「得之太遲，出之太驟，今病恐將不起，以未能繼續闡述為恨。」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0/10/2022刊出。 

 

徐復觀 (網上圖片)

 

 

 

 

 

豁免打針

在高院司法覆核案，高浩文法官主要關注的是醫衞局局長有沒有權力廢除免針紙。法官附帶的問題似乎有兩個：一是，當本港逾九成人口已打兩劑疫苗，2萬張涉案免針紙對公共衛生及醫療系統是否真的構成重大風險；法官也問及，這當中或有真的需要豁免的病人，一律不予承認會否影響他們。

政府的法律代表解釋，這些人士可諮詢公營醫療系統，若被確認不宜打針，仍可獲發免針紙的。不過，病人組織反映，現時醫生已經不大願意簽發免針紙。

西醫工會會長在電台估計，涉案免針紙之中，可能只有少於一成是真的有需要。讓我估計也會是差不多，不過我會補充說明，這是「估」多於「計」，因為根本沒有實證研究。而且，即使只有一、兩千病人受影響，也是值得關注。

衞生署今年初曾經收緊豁免指引，或者是因應兇猛的第5波疫情，要力推「疫苗護照」。當時有專科醫生指出，根據新的指引，「絕對的禁忌症（contraindications）是沒有的」，基本上沒有什麼情况不能接種疫苗，即使中風或心臟病發作，也可以等3至6個月然後接種。在指引中，最明確的可以豁免的醫學原因是「對兩款本港提供的新冠疫苗均有嚴重即時過敏反應(例如出現休克)」。這要休克兩次。

很少人留意，指引以公共衛生角度從嚴設限，與醫生平時在臨床上評估病人的邏輯並不一樣。臨床決定會集中考慮病人個人的風險和得益，還有意願。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7/10/2022刊出。

有時閱讀

近期與書有緣，多配了一副閱讀眼鏡。我是什麼時候開始疏於看紙本書，轉而散讀網上文章的呢？刷屏看文章多了，因為有光，比讀實體書輕易。視力不足可能只是藉口，其實是心情不定的日子多，就少了靜心捧書讀。

因為一直有寫作，有時像在扮演一個「讀書分子」，回想一下，從年輕時到如今「上了年紀」，其實不是恆常愛閱讀的，有高低潮。

起勁閱讀的時期有幾段，第一段是七十年代中後期，其次是八十年代中，然後是千禧年後，和最近。

七十年代去留學，人在半個地球外看書，還有中文雜誌，《明報月刊》和《七十年代》看得津津有味，滿足我對中國的想望。回想起來那是有點奇怪的：我「思鄉」的對象更多是整體中國而不是記掛香港(對香港親人是另一種不同的想念)。訂閲這兩份雜誌，加上在大學圖書館能讀到《光明日報》，和小說，就組成了腦海中的中國「元宇宙」。

那個時期，《明報月刊》胡菊人和《七十年代》李怡是某種意義的「青年導師」。尤其是胡菊人，我因為投稿與他時有通信。進入八十年代，來到醫學院畢業衝刺和之後的實習階段，閱讀中文書刊的心情暫時冷藏了。

今年斷續地讀李怡的《失敗者回憶錄》，第103、104篇接上了海外那段日子的記憶，其中回憶在1982年《七十年代》五月號發表長文，記述與徐復觀於1980年相識後的兩年交往，很感人。徐復觀在1982年逝世，現在李怡也走了。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4/10/2022刊出。

 

 

 

美學大批判

1985年，港大頒授名譽博士學位給朱光潛，讚詞有這一句：「1957至1962年間，積極參與全國性的美學問題討論。」讀來像是一場學術討論，是不是呢？

歷時4年多的大辯論發生在反右運動時期，稱為「美學大辯論」，其實是全國對朱光潛和他代表的美學思想的一次大批判。他的學術觀點受嚴厲批判，被粗糙地標籤為「唯心」。金耀基在《有緣有幸同斯世》提到這段歷史，稱讚朱光潛對待批判的態度不亢不卑，「認真而不含糊」，「有來必往，無批不辯」，堅持「就事論事，就理言理，寧定而泰然；他不憚於修正自己的觀點，但同時也敢於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東西。」

怎知道這不是學術討論？學術辯論的觀點也可以很強烈，但朱光潛面對的語言是另一種：「當然，我們也承認，朱光潛在過去舊中國的知識份子群中，還算是比較用功的一個，也有一些見解。但是這一切並不妨礙我們作出這樣的判斷：就是朱先生的整個美學思想體系，是敵視中國勞動人民的、反動的、剝削者的美學思維體系。」據說，比起其他一些批評，這還不算太狠。

在這場大批判中，朱光潛接受部分批評，決心研究馬克思、列寧的美學思想。在那種猛烈的批判中，連虛心研究也不被認可。朱光潛說，當時一位論敵公開宣佈：「朱某某不配學習馬列主義！」這反而更激發他鑽研的決心。

我的感想是，在什麼時代就有什麼人走出來說什麼話。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1/10/2022刊出。

 

朱光潛美學之路

朱光潛21歲獲舉薦從武昌來港求學，先在港大特設的預科班學習英文，翌年正式入學，修讀的科目包括教育學，文學、心理學、哲學等，開了視野。他日後憶述，在香港求學「是生平的轉機。沒有這留學的機會，一生可能平平無奇。」

畢業後到浙江任中學老師，1925年再考取公費留英，到愛丁堡大學選修人文與藝術學科。很快他發現自己最感興趣的是美學。當年尚未有「跨學科」的提法，但美學不折不扣是文學、心理學和哲學等多學科交疊的新領域，正待開墾。朱光潛的指導老師是著名的康德哲學教授，非常反對他走這條路，嚴肅告誡，說美學太玄，是一個（學術的）泥潭。朱光潛卻決意上路。

經過在愛丁堡、法國、德國的浸淫淬煉，他把美學這門學問帶回中國，在教學與學術工作都有建樹，以學養貫注在美學經典的翻譯，特別是黑格爾《美學》全3卷。時代背景是1949 年後，「黑格爾幾乎成了解放以後到文革結束唯一可以在大學講壇講授的資產階級思想家。」（宛小平，〈黑格爾與朱光潛美學〉）

一生著作之中，文革前的代表作《西方美學史》和文革後的《拾穗集》都把黑格爾放在顯著的位置。

翻譯黑格爾《美學》的工作，在五十年代完成第1卷後就被政治打斷。朱光潛經歷折磨，在文革後終能重拾心愛的學術工作，譯出第2、3卷，之後是維柯的《新科學》、馬克思的《經濟學哲學手稿》等，鞠躬盡瘁。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8/10/2022刊出。

朱光潛在新亞

1983年3月，朱光潛應邀來新亞書院，在第5屆「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作兩場演講。第一講於3月15日舉行，講題是《新科學在哪裡？》，介紹維柯。當日大雨，但慕名而來的人太多，原定地點容納不下，臨時改在中大邵逸夫堂舉行。第二講於3月18日在新亞人文館舉行，講題是《詩性智慧(形象思維) 及其規律：維柯的詩學和美學》。人又是太多，大講室水洩不通，3個人坐兩個位，走道都坐滿聽講者。(江夏，〈朱光潛教授來新亞書院講學側記〉)

網上資料說，朱光潛在講座的開場白聲明：「我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但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在金耀基（時為新亞院長）的憶往集《有緣有幸同斯世》書中未見提及，或者不想朱光潛的聲明被斷章取義，畢竟一個歷劫的學者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是什麼意思，得要了解前因。

《中文大學校刊》1983年第3期有校刊編輯〈訪問朱光潛教授〉的逐字紀錄，其中提到五十年代的「美學大辯論」，全國集中批判朱光潛。朱說：「當時人們批判我的觀點是唯心主義，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為了弄清楚馬克思主義究竟是怎麼樣的，我決定開始自學俄文，那時我已經60歲了。」

認真鑽研有所得：「我仔細閱讀馬克思經典著作，發現譯文有嚴重的錯誤，歪曲了馬克思主義。經過研究，我發現馬克思主義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它不單不否定人的主觀意志，而且以人道主義為最高理想。」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5/10/2022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