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公共知識分子

一邊讀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郭于華的《正常就好》，一邊上網延伸閱讀。2015年她接受王遠哲訪問，談到制度、文化和人性相互建構的鬧關係。當社會潰壞，人性也變惡，與制度的潰敗形成惡性循環。直接改變人性不可能，改變制度也很困難，只能一點一點做，大家努力做一個公民，讓公民社會能夠比較健康地發育，形成推動制度改變的動力。

她沒有特別寄望知識分子能做大眾的啟蒙者。「其實今天大家已經把『公知』(公共知識分子)這個詞變成一個很負面的概念了。」

「公知」是怎樣成為污名的？她觀察，文革後的80年代是中國開放、全民啓蒙的時代，感覺社會欣欣向榮，不是物質條件有多好，而是覺得社會終於要開始正常了。最初高等教育重啟，大家都如飢似渴，像海綿吸水一樣，吸取各種各樣的思想。不久這個過程中斷了，知識分子「下海」，走入商業化大潮。市場經濟不是壞事，但在那個時代背景，人們擔心「極左」會回朝，就擱下思想探索先掙錢去。

另一方面，整個教育在內的學術圈從來都在行政權力的掌控之下，一代又一代的學人不隨商業化大潮走的話，就是順著權力走。要是挖掘社會問題，堅持說出事實的真相和背後的根源，下場可能就非常糟糕。

大環境令知識份子難以維持自主性和獨立性，然而郭于華堅持，他們的工作是去求真，不是要去讚美的，知識分子不應加入讚美的大合唱之中。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3/12/2022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