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會的起落

過去十年，對「公民社會」的討論和研究從中國學界淡出，在公共空間也漸變成政治上敏感的名詞。最初不是這樣的。

2011年似乎是公民社會起落的分水嶺。郁建興是內地研究公共行政和管治的知名學者，前年履任浙江工商大學校長，他在2011年12月《二十一世紀中國雙月刊》發表文章〈中國公民社會與治理的研究〉，縷述二十多年間中國公民社會的蓬勃發展和面對的挑戰。至2011年9月，全國在民政部門登記的社會組織超過45萬家，包括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和基金會，學者對志願服務團體能走進各個領域，形成中國公民社會，一度十分樂觀，尤其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後，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民間力量充分發揮，一些學者甚至宣布2008年是中國的「公民元年」。

然而，這之後公民社會並不見進一步發展，無論在政治、實踐或理論方面都遇上瓶頸。作者主力作理論分析，特別是「公民社會」的理念來自西方，公民自主和公眾參與都不是中國固有的政治文化，公民社會如何能適應中國政治？民間如何與政府形成良性互動？這些問題並非純學術性的。從文章的字裡行間，我意會到，在政治和實踐方面，民間力量抬頭被視為一種風險，因為意識形態不一定與官方吻合，在個別議題可能挑戰權威。

我認為現在值得再思考如何再啟動公民社會的發展，無論在內地或香港，公民社會萎縮都不是好事。畢竟最強大的政府也不是全知全能的。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6/12/2022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