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懷，還是自保？

周前應邀到伊院的午間質素及安全座談作嘉賓演講，並且視像連結到九龍中聯網其他醫院。我在2011年之前在這聯網工作，在九龍醫院做了兩個崗位共16年，幾乎是整個公共醫療服務生涯的一半了。演講的主調是，前線工作越來越多公眾期望越來越高，有時疲累有時難以起勁是可以理解，但醫療質素及安全的改進始終要靠醫護人員的專業堅守，要保持頭腦清醒而不失初衷。

這是真心話但亦心知不容易。只隔了一天，便見晚間新聞報道，2011 年九龍醫院「紗布封喉」事件死者的兒子決定報警，要求警方考慮起訴醫護人員誤殺罪。

「紗布封喉」失誤發生在我離開九龍醫院之後，但我管理醫院多年，對前線的工作模式以至強弱項都有些了解。現在死者家屬既已報警，就不適宜評論個案。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鴻昌向記者提到，本港醫護面對醫療失誤又需負上刑事責任的個案較英國少， DR醫學美容致死案為律政司及警方提供調查原則，希望警方可根據關原則調查紗布封喉事件。

英國是不是好樣板？近年英國NHS公營醫療的醫護人員士氣可以用「低處未算低」來形容，危機新聞不絕於耳，首相開口埋怨全科醫生未盡力減輕醫院的壓力引起反彈；前線醫生公開抗議管理不善和工時編制；醫務委員會屢經改革，有些地方可以借鏡，但也只能勉強平衡互信漸損的醫患關係。

2015年，英國醫務委員會主席Terence Stephenson向國會作證時說：「我自己的經驗是，在我的執業生涯中，行醫已變得更加(自我)防禦，這更多是由於恐懼訴訟，而非主要因為擔心被投訴。」

這不是說醫護人員永不應因過失而負上刑責，但我覺除了惡意疏忽損害病人，以刑事處理醫療失誤在長遠而言是失多於得。

其實香港也早已漸漸進入(自我)防禦式醫療(defensive medicine) 的時代，正在付出代價而不自覺。可見的是前線醫護人員需花更多時間重覆講述醫護步驟的風險條文，花更多時間做紀錄。這有點像金融海嘯之後的的銀行服務，時間精神花在機機式風險管理程序，代價是和顏悅色的人性關懷日漸蒸發。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7年12月30日。

指示「請勿急救」

去年底從醫管局退下火線，至今剛好一年。近日在伊院作嘉賓演講，題目是「給醫護人員的一點信息」。開場白講兩句退休體會，我說人離開公共醫療崗位，會發生兩樣變化：一是對醫療新聞的觸覺和心理上的拍子不同了；二是在日常生活社交中談及醫療，七嘴八舌的不再是同事和同行，少了服務提供者的聲音，親友多的是醫療服務使用者。

上星期有一樁不大不小的新聞：一位中年女士在社區聽了講座，想到死亡也要有尊嚴不要勉強被急救，就在私家醫生見證下簽了預設醫療指示(advance directive，簡稱AD)。其實她並沒有嚴重的晚期疾病，但因為丈夫不幸成為「植物人」而未及簽訂AD，於是下此決心。她也是公立醫院專科門診病人，想將AD 表格記錄在公院病歷以作保障，但目前醫管局的AD內部記錄是為「罹患末期或嚴重不可逆轉疾病的病人」而設的，她只能向傳媒訴苦。

我在醫管局時有份參與制訂「預設醫療指示指引」，頗為清楚通盤考慮，包括為何並不鼓勵未有患上嚴重晚期疾病的人士一早就簽定AD。善用AD需要連著治療計劃、在具體病情的脈絡中來訂立，才能避免日後複雜情景中產生的紛爭。

但我也清楚在普通法框架下，一個普通人訂立AD，如果經過深思熟慮，指示能寫得具體準確，那麼即使在訂立時並未患上嚴重晚期疾病，那指示仍是應予尊重的。再者，現在我漸入老年，不止一次有親友問我在香港怎樣可以訂立可靠的AD以求安心。說真的，現今醫療技術搶救危殆病人的「超能力」，在普通人看來可能是可怕的。「求死不得」不只是一種說法，是真實恐懼。

醫管局的AD機制是多年前基於法律改革委員會建議的框架而設計的。十年過去，無論是社會、病人、醫護人員甚至政府，對這課題都有比較成熟的認知，2018年可能是一個好年份，各方攜手完整地檢視一次這個很有意義的課題。

略作申報：兩個月前我剛接受了醫管局臨床倫理委員會主席的任命，是義務工作；我現今在中文大學從事生命倫理的工作，一個關注範疇也正是生死的倫理課題，無論戴哪一頂帽都要關心這件事。即使甚麼帽都不戴，我還是認為，這是2018年很值得做的事。

原載 《東周刊》「一葉一杏林」專欄，2017年12月21日。

專家不識發指引

美國心臟協會和美國心臟學學院等機構有很多醫學專家，但最近發布的治療高血壓新指引卻引起甚大的混亂。從大眾傳播角度看，這次發布是反面教材。

指引建議收緊標準，高血壓從上壓140/90(mmHg，下同)收緊為130/80，這一來美國人口馬上多了三千萬名「高血壓病人」！於是招來陰謀論：在美國以市場為主導的醫療制度，多了幾千萬病人誰會得益？於是又有訊息澄清：不是人人要看醫生吃藥，是看個別情況，大多數人士如果血壓稍高於130/80，「只需要」健康飲食、戒煙酒、多運動，和定期再量血壓。

顏寶倫醫生在本報專欄把混亂訊息「翻譯」為普通人能理解的語言：在新指引之前，如果血壓是130/80，醫生會叫你「放心」；依新指引，則是叫你「當心」。

但是要有多「當心」也是問題。這新指引很大程度是依據一項簡稱為SPRINT的大型研究。研究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撥款進行的，在2015年9月公佈全部研究細節時引發頗多爭論。對應當如何理解SPRINT的研究發現，美國有些內科醫生、家庭醫學醫生持不同看法：SPRINT的結論真的這麼強，可以作為診治高血壓的全新指引嗎？

有人質疑：研究所量度的130/80與大多數醫生日常臨床量度得130/80並不相同，因研究對量度血壓特別嚴格的規範要求：患者需要倚在有靠背的椅子上放鬆、休息5分鐘才量度、不准交談、要選擇適宜病人體型的血壓計袖帶寬度、要取3次讀數的平均值，等等。現實中很少醫生能嚴格按照這些要求去做，所測量的血壓讀數或許較SPRINT研究的血壓數值高5至10 度。

SPRINT研究的是本身有最少一項心血管病風險因數的高血壓病人。經過精細的「亞組」(sub-group) 分析，發現在某些年長病人群如果把血壓降得更低一些，會比只控制在140/90的病人出現較少的心血管併發症。問題是，被發現得益的病人是頗特殊的一群：高齡、只患有高血壓但沒有其他老年病(如糖尿病、腎衰竭、中風等) 。他們的理想治療指標能普遍套用在所有高血壓病人個案嗎？更進一步，應否由此引伸，以130/80定義血壓上限，把所有超過130/80的人變成病人？

醫學數據是權力，專家使用數據教育大眾也要慎用權力。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7年12月16日。

 

編輯基因為寶寶升級？

……

CRISPR是簡稱，讀音如crisper…..。它本是細菌的天生防禦機制，用以識別並消滅入侵的病毒。Cas9是一種核酸酶，它像一把分子「剪刀」，能夠乾脆剪斷病毒DNA。科學家利用了這特性，以一小段Guide RNA (引導核糖核酸) 將Cas9帶到基因組上特定的位置，進行切斷，達致基因編輯的效果。因為這編輯系統比起其他傳統技術更有效率和更可靠，因此研究發展迅速。

雖然CRISPR有矯正遺傳疾病的潛力，但基因編輯還不是百分百準確的，會產生誤靶改變 (off-target change)，即是引起基因組不必要的改變，這也就是為什麼編輯生殖系細胞的基因總叫人產生道德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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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CRISPR為寶寶升級？ 

即使在CRISPR-Cas9尚未出現之前，市民對基因改造的概念也不會感到陌生。媒體上經常報道各種基因改造生物和基因療法試驗的新聞；科幻電影也常有訂製嬰兒的情節。目前離開改進嬰兒技術成熟的日子還遠，但關注已經浮現。

Paul Knoepfler是從事幹細胞研究的生物科學家。TED.com上載了他的演講，談「訂製嬰兒進退兩難的道德問題」。他問道，如果修飾嬰兒的基因，不是為了治療遺傳病，純是為了做一個比人美麗聰明的寶寶，這是不是好主意？

假如身為父母的你，認為訂製寶寶是不對的，但是你身邊很多人卻這樣做了，那又如何？

假設現在是2030年，你的女兒瑪麗安5歲，她沒有被基因改造過，屬於「自然人」；你女兒最好的朋友珍娜卻是一個基因改造寶寶，經全新的改造技術而升級了很多功能。珍娜父母親花了數百萬美元聘請科學家來做成這件事呢。現在，珍娜長大了， 坐在你家客廳跟你女兒瑪麗安一起玩。珍娜聰明絕頂，才五歲已經長得很漂亮，又有運動細胞，還有說不完的優點。實際上，到時候整個世代都流行基因改造小孩。他們不單更美麗聰明，而且更健康，例如對一些疾病是免疫的，包括愛滋病。到時候，你會不會後悔沒有出盡財力為寶寶升級？還是，你會覺得珍娜和其他的改造小孩也有些怪怪的？恰巧早幾天你讀到了一篇新聞，說研究指出基因改造的小孩出了一些狀況了，越升級變得越好鬥、自戀…。

是天方夜譚嗎？訂製嬰兒是人為的生而不平等，而且可能失控，這都是真實的憂慮。

原載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2017年12月4日，一組兩篇文章，這兒節錄部份。

討人厭的 FB 廢文

茂呂美耶（Moro Miya）是嫻熟中文書寫的日本作家和翻譯家(日譯中) ，愛貓，自稱「猫娘」，院子有紫藤和向日葵，和幾隻收養的院子貓，這些都是從她的網頁「猫娘家的大小事」推斷出來的。我認真地讀了她一篇網文〈FB討人厭的30種廢文〉，因為用了臉書一年零七個月，還未掌握網上社交禮貌，見到這題目便要看自己有無「廢文」，對號入座。果然有。

這30項並非她的個人意見，是參考了日本和美國的臉書用戶意見，歸納出來的。

頭三項毛病我沒有，高興了半分鐘。它們是：1. 炫耀文／閃光文，我理解為沒頭沒腦地「曬命」；2. 自拍照，尤其是自戀式自拍；3.  欲言又止的謎題。看下去，第13項是：一天上傳好幾次短短的貼文會討人厭。對號了。

令我開竅的是第26項。它說：在其他社交網站也想連在一起，是不受歡迎行為。

作者說：「請記住，臉書是臉書，Twitter 是 Twitter，微博是微博，G+是G+，大家都會按自己的興趣分別去利用各式各樣的社交網站。我們沒有必要像個跟屁蟲一樣，在臉書要成為對方的「朋友」，在G+要也跟隨對方，甚至硬性要求對方也 follow 自己。煩死了！」

我還以為社交媒體是為促進朋友交往，你在臉書Like我，應該也有興趣連結去我的博客閱讀文章？原來這樣連結不同的社交平台是不受歡迎的。更有另一宗罪：「愛post沉重長氣文章」(第28項)，偏偏我就常把長氣文章從博客連結到臉書上，一次過犯了兩條。

最近認識一位中大同事，也在臉書add了，相約飲茶，我說我有看你的臉書，見到一幅你與潘廸華的親切合照…。這樣打開話匣子，自覺愉快，然後才讀到，這也是討人厭的呢！第24項是：「將臉書的貼文延長至在現實生活中。」茂呂美耶說，假如你在現實生活中向對方說「昨天我看了你的貼文了」，對方會覺得不知該怎麼回答。看過就看過嘛，有什麼意見當場在臉書說，沒有必要延長至現實生活中。

真的嗎？我是真的喜歡電影《亞飛正傳》裡面潘廸華用上海話罵張國榮那場戲，延伸聊天也不行嗎？ 希望新相識朋友不介意我把貼文和現實生活炒埋一碟吧。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7年12月2日。

有用與無用之間

在中文大學的新工作崗位大半年，驚奇地察覺自己還在「長進」。

自己是老人科出身，認識一點老年學，知道年紀大並不會妨礙學習新事物，探索新鮮事物更會讓人年輕；但我以為自己的倫理思維已經成熟，因為對很多相關的課題累積多年思考，在實際工作中又辯論過不少，不會再進化的了。有趣的是，當你來到新的環境接觸哲學，原有的框框會在不知不覺間鬆動。

哲學的思考很大部分是沒有實際用處的。莊子有「無用之用是為大用」的智慧，但這點智慧本身仍是沒有實際用處可言。當然可以看成是啟示：人不必刻意把自己打造為一種社會上有用的生產工具。人不只是特殊的生產工具，人的視野、人性觸覺、人生智慧，最終自有價值。

在這樣的層次理解，像在唱高調吧？

今年我特別同情一個人：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國圍棋棋手柯潔。他與人工智能AlphaGo Master對戰，以三局慘敗，在第三局尾段，他還計算著，以為僅輸半目而已，沒想到最後一大塊棋子都給吃掉。賽後他哽咽說：人類太多餘了。

雪上加霜，過不了幾個月， AlphaGo的研發團隊公布最新升級版本 AlphaGo Zero，可以拋棄人類二千年累積的棋路智慧，完全自我學習創新。柯潔向AlphaGo Master投降，但AlphaGo Zero只經過短期自我訓練，就以 100：0 全勝AlphaGo Master！

柯潔是天才棋手，性格飛揚，慘敗的問題不在沒面子，而是忽然面對一個根本的意義問題：自己一生浸在圍棋裡，成就非凡，原來一文不值？

我也下圍棋，曾經想像退休後「慢活」，可以按名家對戰棋局擺譜打發日子，細心品嘗前輩的智慧。現在是否也覺多餘 ？沒有。我心目中的圍棋智慧並不完全是精密計算和廝殺爭勝。從圍棋得到的一些領會，可以觸類旁通。我也曾借圍棋的領會在醫療行政工作之中處理難題和解開困局。

圍棋大師吳清源很超脫，從圍棋悟得「中的精神」，那是一種境界了。即使是盛年的吳清源也贏不了AlphaGo的，但是吳清源有一種內在的精神，不容易被擊潰。說不定他更興致勃勃地研究這個冰冷的人工智能對手，從而悟出「空的精神」。人工智能很厲害，可以應用在圍棋以外的創新範圍，但它不會領悟莊子和吳清源的人生境界吧？

原載 《東周刊》「一葉一杏林」專欄，2017年11月22日。

兩年抱三

月初在臉書公告：新書出世了，兩年抱三。

借新生孩子比喻新書出世可能已經是陳腔濫調，但今次不只「三年抱兩」，在兩年內出版第三本書，著實自得其樂了一下。

我寫書真是有意念成孕的一刻，寫作像十月懷胎，既開心也費力，書來到世上就是一個生命。這三本都是自己鍾愛的書，但密集生產並非良好的計劃生育，一生之中有一回便好。現在不大可能再那樣連夜接上清晨寫寫寫。

三本書不同主題也不同風格，緣起卻有微妙的相連。

第一本是《醫院筆記：時代與人》。這本書醞釀很多年也起動不了，原本計劃等退休後靜心寫，卻是提早找到切入點動筆，從我出生的廣華醫院和1911年寫起，材料太多，花一年多才完成，去年出世。

最新出世這一本名為《有詩的時候》，兩本都由香港三聯出版。序言中提到緣起：「書（《有詩的時候》）的具體意念在二○一六年春天冒起。這年春天，香江小城諸事不寧。五月一日，費了十五個月力氣寫成的《醫院筆記：時代與人》終於定稿，電郵送了出去。早兩天寫下一首小詩〈不，我不會〉，這天早上也在網誌貼出。詩有一絲輕淡的感傷味道，完成一本書的感覺卻是釋然自在。就是這個清晨，在混雜的感覺中冒起一個寫作意念：詩也有時。」這是從冰心寫到也斯的中國新詩的故事，親近一些令我感動的詩人，誌記那些有詩的時候。

寫了幾個月，來到年尾退休前清假，一天早上在辦公室清理電腦內的檔案時，在靜靜翻看的某一刻，忽然有感，急不及待想立刻「做」另一本書：重讀近十年的寫作，看其中一些用心的文章反映出怎樣的生活、醫事和香港。《當我用心寫── 一個醫生的十年記》是這樣成孕的。

傻了嗎？一本書未寫完又去開另一個計劃！幸好從醫管局退休至中大新工作之間有三個月空窗期，聖誕與農曆年前後都在寫。

《當我用心寫》是花千樹出版的。懷孕遲但出世早，老三變老二，而且成為《有詩的時候》的某種「前傳」，道出近年在緊湊生活中積累的思緒，如何意外地以詩的旅程得到有意思的宣洩。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7年11月18日。

器官捐贈倫理：香港的斟酌 (節錄)

……筆者認同原則上不能排除18歲以下也可能有心智特別成熟的年輕人，但需注意活體捐肝者死亡率在千分之一至五之間（視乎摘取肝葉的大小），身心後遺症也有兩成多，在緊急決定捐肝救人的時刻，要評定一個年輕人心智成熟並已充份認知利害，難度很高。在最壞情況，如果病人接受了捐贈仍然不治，而未成年捐贈者亦不幸死亡，負責酌情的人難以釋然。

其實任何地方的器官移植主力都是靠遺體捐贈，捐贈文化良好與欠缺普及的地區（香港屬於欠缺普及地區）的器官捐贈率可以相差兩三倍。這也就是政府諮詢「應否採用預設默許器官捐贈機制」的由來。還是看國際經驗：「預設默許」會有幫助，但並非單方妙藥，還需配以有力和創意的推廣運動和病房溝通。

Prof. Martin Wilkinson是紐西蘭器官捐贈政策的學者顧問之一。上月他從英國返紐西蘭過港，生命倫理學中心請他來專題講「自願捐贈」（opt-in，即香港目前的制度）與「預設默許」取捨，卻原來他極力贊成「預設默許」，指出在香港目前的制度，即使生前未有登記捐贈，只要家人同意，死後一樣可以贈出器官，這其實與「預設默許」沒有什麼分別。他看關鍵在於家人仍可反對，「預設默許」就不會有大問題……

原載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2017年11月6日，這兒節錄數節。

親人在遺忘

笛安是內地80後人氣小說家，常被介紹為「著名作家李鋭的女兒」。她的作品銷量常在一百萬冊以上，多次名列「中國作家富豪榜」，以現今社會標準量度，成績早已超過父親。我還是最近才從《明報》副刊一篇專訪知道她。2011年《蘋果日報》也有鞠白玉寫的訪問記。

李鋭常敦促女兒不要遺忘沉重的歷史，但笛安不要嚴肅的命題，視寫作為藝術表演，或表現。上一代作家批判年輕作家的輕浮，在她眼裏，輕浮感只是因為每一個時代的記憶的是不同。笛安說：「我父母仍然懷念自己的青春，自己的鄉土，永遠在說過去好。可是我們有我們的現在。」

未看她的小說，但讀到她的散文〈在遺忘之前 〉，寫患上老年癡呆症的外婆，很好。她對這個病名極其反感：「你說誰癡呆，你才癡呆。這些患病的老人只不過是丟失了記憶。」最初她一直拒絕承認外婆患上了這種只會越來越嚴重的病。

無論是自己有病或至親患病，拒絕承認(denial)是常有的心理反應。沒事沒事，不管理性怎樣說。

我喜歡她寫外公的反應那段。外婆當年是個能幹的醫生，「她像那個年代的很多女人一樣，允許自己的男人在家裡什麼都不做，允許他像個孩子那樣任性下去，直到耄耋之年。外公永遠不記得自己的襯衫放在什麼地方，不記得自己到底該穿哪件外套。突然有一天，他一直依賴的那個人漸漸喪失了記憶，漸漸地連十分鐘前發生的事情都不再記得，他也安之若素，像往常那樣依賴她，從依賴她的體貼，變成了依賴她的遺忘。」

有一次，外公丟了身份證，叫笛安去問外婆。笛安說，她現在不可能記得了，外公突然倔強地揮手：「算了，丟了就丟了，大不了重新辦。」笛安覺得他「寧願過丟三落四、亂七八糟的生活，也不願意承認那個女人已經失去了照顧他的能力。」

當日外婆還在催笛安趕快結婚：「千萬別太在乎有錢沒錢。有錢和沒錢的日子我都活過了，人家對你好其實比什麼都重要。」笛安寫道：我會盡力的。我之所以說盡力，是因為這件事情真的不能全依賴我一個人。

照顧有病的親人和結婚一樣，不能全靠自己一個人，盡力就好。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7年11月4日。

醫療懶人包拾遺

今年仔細地閱讀了特首施政報告的醫療部分，又比對了一些報章和網頁上的簡表和「懶人包」。被收進「懶人包」的題目有：成立基層醫療發展督導委員會；地區康健中心推行醫社合作擴展基層醫療護理服務；以三年為一周期的新安排逐步遞增給醫管局的經常撥款；改善對不常見疾病的患者的援助，等等。

有評論潑冷水說施政報告只着眼於推展基層醫療，但現時香港醫療服務的結構性問題是公共醫療系統嚴重超負荷，認為施政只以基層醫療為重點是本末倒置。

推進基層醫療不是「本末倒置」，但公立醫院嚴重超負荷確是迫切問題，解決的難度不下於房屋問題。

「懶人包」的要點之外，有三點拾遺。其一是要「使用大數據去辨識須深入研究的醫療護理服務的範疇」，我解讀為：如能利用醫管局和社福服務系統內的資料，可以辨識那些病弱者的照顧情況正在亮紅燈，再予針對性的援助，總勝過隨手派長者醫療券。

有一段說，醫管局會推進紓緩治療及臨終護理服務，而政府會研究修訂相關法規，令臨終病人可以更易選擇在他們熟悉的環境離世。這若能成事，可以高調一點，觸發一次臨終服務的範式轉移。

還有一段是政府將成立督導委員會，領導研究香港的基因組醫學的發展策略。「基因組醫學」(Genomic medicine) 刻下在爆炸性地發展，香港的政策、法律、倫理和服務配套未見眉目，要追回起碼十年時光才可面向未來？。恰巧近來我們倫理學中心在籌辦一個與此有關的國際研討會議，來自各地的講者與本地的同道將在12月初聚首一堂，一天半的功夫只能觸及其中的兩個課題！

這三點是醫療「懶人包」的拾遺，我的想法與它們有些相近，如果未曾過分解讀，三樣都值得高興。

原載 《東周刊》「一葉一杏林」專欄，2017年10月25日，經刪節。

文人底氣

今年初維修家居，清理書櫃時，送走不少未曾細讀的書，有一本《文人的底氣：百年中國言論史剪影》(傅國涌，2006)，應留未留，便有些後悔。六、七年前在書展買下此書，半是被「文人底氣」一詞吸引。

近日讀到網上一篇文字〈梁漱溟和馮友蘭：骨氣和底氣〉，頗有味道。作者並不一面倒地貶斥馮友蘭或是讚揚梁漱溟，反而是從時代脈絡立體地描繪出兩個哲學家的取捨。

馮友蘭在民國時期早已是國際級數的哲學家。新中國成立之後，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說今後要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來治理哲學，重新寫。毛的回信很厲害，說「我們歡迎你們這一類的人進步，但是還是以態度老實為好。」這讓馮友蘭坐立不安。後來到了文革批林批孔，「別人可以不表態，但像馮友蘭這樣級別的大知識分子是沒有不表態的自由的。」文章作者對馮友蘭有點同情。

梁漱溟呢？1953年他為生活依舊困苦的農民仗義發言，毛澤東很不高興，在政協會議上與他當場爭執起來。梁漱溟問領導人可有雅量，給他時間說清楚自己的意見，說：「如果有，我將一如既往地尊重您；如果沒有，您將失去我對您的尊重。」毛澤東說，我不給你這個雅量。結果梁漱溟被趕下臺，從此靠邊站，以後緘默了。

作者認為梁漱溟可以選擇緘默，因為他與毛澤東有很深的長期坐而論道的交往，即使在49年之後，還能夠經常徹夜長談。他不是刻意以知識份子的身份抗爭，可能以為自己是在向朋友直言。無論如何，梁漱溟比起馮友蘭有更深厚的「士」的「底氣」。他在自此緘默之前，還說出一句著名的話：「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

想起寫這題目，起點是林鄭特首在國慶酒會發言中用上「底氣」一詞，招來一些譏諷。有人說這是內地官場用詞，香港官員毋須急著融合仿效。「底氣」一詞其實並非內地官場專用的。在我心目中，「底氣」是一種有精神力量的文化底蘊，不是一般的自信和強勢。例如富而不驕、窮而自尊，都能展現底氣。

本文送出時是特首宣讀首份施政報告前夕，或者她的施政報告會流露一絲半縷香港底氣？

〔更正：9月30日〈龍應台在中大那兩天〉一文有誤：「龍應台母親的故鄉湖南淳安」應為浙江淳安，今天沉在千島湖水底。〕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7年9月16日，經修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