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看年輕人自殺

香港這個6月，黑色而且慘烈。當我在想著這一篇寫什麼時，讀到與反對《逃犯修例》修訂有關的第二個年輕人自殺的報道。這一個更年輕，大學生，二十歲出頭。據說她有情緒問題、感情困擾，但在屋邨現場牆壁用紅色筆寫的控訴字句，加上在自殺前將控訴字句拍下，上載至ig，不能說與對政治的絕望感無關。

上一個連結著政治控訴的死亡「個案」才是不到兩星期前。那個男子爬上太古廣場高位，掛上「反送中」標語，身穿連帽黃色雨衣，衣背上有控訴字句。他危站多時，在消防員試圖扯著拯救時墮樓。他是否決意自殺？並沒有定論。有報道用「意外墮樓死亡」字眼，抗爭的一方有人描述他為「以死相諫」的「烈士」。連帽黃色雨衣映像成了抗爭的象徵。

怎樣看年輕人自殺問題？政治情境下的自殺是否一種獨特的例外？我沒法分析，不過，我知道香港一向也缺乏正視、甚至描述自殺問題的完整討論。在「維基百科」我看一條由學生從2014年起自發編寫的「香港學生自殺事件列表」。每年有30多名大中小學生自殺死亡。列表沒有姓名，用滑鼠滾動，從頭到尾行一次，可以感受到社會有多大的病，我們在迴避多深的問題。

大人的意見當然從來不缺。一種角度可以用前任教育局長為例：叫老師和家長「加把勁」，叫學生要逆境自強，叫大專生做好生涯規劃，不要在壓力下「有啲唔舒服嘅嘢就頂唔順」。這可稱為「教育年輕人『更硬淨』論」。另一類角度把問題簡化為社會因素，好像年輕人只要有工做、有屋住、可以結婚就不會偏激。再一種如近日議員歸咎通識科教育失敗，未能為年輕人建立良好的價值觀。

2016年BBC中文網有一篇很好的專題〈香港為何學生自殺事件不斷〉，現在讀來還不過時。我認同其中臨牀心理學家趙千媄所言，「一個人要從『不快樂』走到『自殺』這一步，中間有一大段路。所以自殺的人是真的感到非常絕望。」她說社會對情緒病的「污名」（stigma）是問題，在亞洲文化中，情緒病被視為顯示脆弱甚至是羞恥的。我也想，社會不面對問題，任病態當作常態，大人更應該有愧。

定稿前，再有第三、第四名年輕人自殺。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9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