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維的羈絆

七一回歸紀念日前後，特首與司局級官員接連說，政府決心要以「新風格」施政。可是經歷一浪浪的衝擊，政府只是用老台辭繼續譴責暴力，因此多數人對「施政新風格」譏誚嗤笑，我卻覺得就算當是思考練習也好，不妨想一想：要做出新風格，有些新思維，難在哪裡？

其實自從6.9反《逃犯條例》修訂大遊行起，在每一次大衝擊之後，政府都有契機可以表現新思維，重新取信於民。在7.21的元朗恐佈暴力事件這契機尤其清晰。當白衣群黨數百人瘋狂襲擊市民而警區放軟手腳，當指揮官面對媒體跋扈地強辯，翌日只要特首明確地講一句「完全不可以接受，必定嚴肅調查發生了什麼事」，就可以是新開始。然而沒有。五天後張建宗司長才表達不可接受的訊息，略為致歉，竟然馬上招來一些警察和工會越級痛斥，而要急忙安撫。

之前政府錯過許多重新出發的契機，不是每次也是與警察工會有關的。政府遲遲不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固然是因為擺不平警察工會，但是寧願用上了許多代名詞也堅持不講「撤回」二字，就一定不關警察的事。相反，及早明確地撤回的話，後來警察面對的衝擊肯定大為減輕。

為什麼在兩個月的特大危機，政府總是看不見、抓不住重新出發的契機？為什麼有如被縛住手腳？所有老反應也沒有一絲「新」的氣息。一兩次如是，三四五六七次如是，特首與政府就深陷流沙泥沼裡。

建制人士的反應模式也是老套，完全幫不上忙，素有民望的高永文醫生也與嚇人的何君堯站台，勉強說一些無說服力的話，這就可以推斷，整個建制的反應是有沉重的政治大框框主導。

老套的反應還要數到劉兆佳教授，每次評論也是重彈「你越反抗中央越強硬」的舊調。就算揣摸得「對」，在客觀上這也是新思維的羈絆。

我看「新風格」對建制人士要求的「新」，其實很可能是一些基本而正常的東西：在位者和有能力影響大局的人，各自做好自己的本分就是了。舉例而言，行政會議成員的角色本來就是廣納言路，這就當好好出力擴大言路。高醫生有人緣，本來應擔當中間溝通者角色，而不是站台表態 。劉教授是政治分析學者，本分是為社會做出能夠服眾的分析，而非老是在演繹中央心意。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9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