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心出行」有餘味

12月7 日，內地忽然放開封區圍堵的堅守防控策略，回到基本，設法提高疫苗接種率。這無疑是因民情到了沸騰邊緣，而疫情擴散已無法圍堵，才終於鬆綁，但說到底也反映決策者終於面對現實，方向是對的，只是在寒冬才來急轉彎，各地措手不及，風險不小。

一星期後，香港也大幅度放寬措施，包括取消「安心出行」，但仍然堅持保留疫苗通行證、維持口罩令、限聚令。這些剩餘的限制措施當中，其實只有口罩仍有實質效用，其他社交和生活限制措施已完成歷史任務，與社會鬆綁復常的新局面顯得格格不入。

有市民高興地從手機刪除「安心出行」程式，盧局長苦心勸喻，說這個手機程式其實還有其他功能，包括做檢測的檢測碼，方便需要時做核酸檢測，快捷又免費。

我沒有刪除程式，倒不是捨不得檢測碼。疫苗通行證的規定仍在，「安心出行」作為裝載疫苗接種紀錄的錢包，是不錯的選擇。也有感性因素：留為紀念，長久地誌記防疫壓抑的日子，就像一塊和平紀念碑。

抗疫三年，「表列處所」愈弄愈多，對自由的限制變得不加思索，「嘟」機也成為機械式動作，正所謂「整整吓就慣」。中學時要背誦清代劉蓉《習慣説》，其中一段：「習之中人甚矣哉！足履平地，不與窪適也，及其久而窪者若平，至使久而即乎其故，則反窒焉而不寧。」行慣凹陷路，到它重新鋪平，走著反而覺得怪怪的。保留程式，可以隨時默想什麼是正常。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2/12/2022刊出。

 

與死共生

11月新鮮出爐的書，12月初來到手上，一個晚上看完，在我還是第一次。黃慧英著《與死共生》(天地，2022)可歸類為生死教育的書，但讀來更像是作者帶著關切與你傾談人生必然面對的「生—死」之旅。

「生—死」是我從年輕時就常思考的課題，半是從老人科工作而來，半是自己的生命體會和探索，因此看這書時，不期然會借作者的洞悉印證自己的想法，隨處也有所得。特別喜歡第四章談「Living與Dying」和第五章談「尊嚴死與尊嚴生」的一節。

Dying沒有很好的中譯，中文把「死」視為終點，或者跨過去就不能回頭的界線，英文dying則是過程，像「漸逝」。能這樣看，便有可能醒覺在死亡過程中，如何好死就是如何好好活到最後。

更深刻一點，一個人活著，每分鐘都在生，也都在死。如果這聽來有些沉重，那麼借用我在老人科工作的體會，我們每一分鐘都在老去，這並不特別可怕。活與老、生與死，都在當下。

「死得有尊嚴」容易說但不易真切了解，更不容易實現，這關乎老病至末期的人受到怎樣的照顧和看待，也關乎自己的靈性覺醒。放下種種執著，平靜面對自己，覺醒中自有尊嚴。

第六章談如何面對他者(你親近的人)的死，具體而微，普通人也能受用。

作者在嶺南大學哲學系任副教授時，長期開「生死學」課程，甚受學生歡迎，我早有所聞，今年巧遇初次見面。現在得讀這本書，感覺也是一點緣。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9/12/2022刊出。

 

公民社會的起落

過去十年，對「公民社會」的討論和研究從中國學界淡出，在公共空間也漸變成政治上敏感的名詞。最初不是這樣的。

2011年似乎是公民社會起落的分水嶺。郁建興是內地研究公共行政和管治的知名學者，前年履任浙江工商大學校長，他在2011年12月《二十一世紀中國雙月刊》發表文章〈中國公民社會與治理的研究〉，縷述二十多年間中國公民社會的蓬勃發展和面對的挑戰。至2011年9月，全國在民政部門登記的社會組織超過45萬家，包括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和基金會，學者對志願服務團體能走進各個領域，形成中國公民社會，一度十分樂觀，尤其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後，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民間力量充分發揮，一些學者甚至宣布2008年是中國的「公民元年」。

然而，這之後公民社會並不見進一步發展，無論在政治、實踐或理論方面都遇上瓶頸。作者主力作理論分析，特別是「公民社會」的理念來自西方，公民自主和公眾參與都不是中國固有的政治文化，公民社會如何能適應中國政治？民間如何與政府形成良性互動？這些問題並非純學術性的。從文章的字裡行間，我意會到，在政治和實踐方面，民間力量抬頭被視為一種風險，因為意識形態不一定與官方吻合，在個別議題可能挑戰權威。

我認為現在值得再思考如何再啟動公民社會的發展，無論在內地或香港，公民社會萎縮都不是好事。畢竟最強大的政府也不是全知全能的。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6/12/2022刊出。

 

 

失去公共知識分子

一邊讀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郭于華的《正常就好》，一邊上網延伸閱讀。2015年她接受王遠哲訪問，談到制度、文化和人性相互建構的鬧關係。當社會潰壞，人性也變惡，與制度的潰敗形成惡性循環。直接改變人性不可能，改變制度也很困難，只能一點一點做，大家努力做一個公民，讓公民社會能夠比較健康地發育，形成推動制度改變的動力。

她沒有特別寄望知識分子能做大眾的啟蒙者。「其實今天大家已經把『公知』(公共知識分子)這個詞變成一個很負面的概念了。」

「公知」是怎樣成為污名的？她觀察，文革後的80年代是中國開放、全民啓蒙的時代，感覺社會欣欣向榮，不是物質條件有多好，而是覺得社會終於要開始正常了。最初高等教育重啟，大家都如飢似渴，像海綿吸水一樣，吸取各種各樣的思想。不久這個過程中斷了，知識分子「下海」，走入商業化大潮。市場經濟不是壞事，但在那個時代背景，人們擔心「極左」會回朝，就擱下思想探索先掙錢去。

另一方面，整個教育在內的學術圈從來都在行政權力的掌控之下，一代又一代的學人不隨商業化大潮走的話，就是順著權力走。要是挖掘社會問題，堅持說出事實的真相和背後的根源，下場可能就非常糟糕。

大環境令知識份子難以維持自主性和獨立性，然而郭于華堅持，他們的工作是去求真，不是要去讚美的，知識分子不應加入讚美的大合唱之中。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3/12/2022刊出。

 

學者關心社會

近年看書常是邊讀邊從網上延伸，虛實交疊，有立體感。像這幾天讀郭于華著作《正常就好》(城大出版社，2020)，從延伸閱讀知道她和我幾乎同齡，但中學階段被文革耽誤了一些年月，1984年才獲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學士學位，1990年獲民俗學博士學位。那是改革開放的好年月，千禧年她有機會出國，在哈佛人類學系做博士後研究，同年任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至退休。她長期研究農村社會，關心社會底層，以田野研究和口述歷史方法結合社會理論，思考中國社會轉型的出路。

在寬廣的範圍，她關心公民社會和體制改革。上網讀了好些長篇訪談，令我心存敬意。

她長期呼籲改進政治體制，指出憲政民主不僅是政體的選擇，在社會層面也是生活方式的選擇。她屢次這樣說：「常有人說民主、自由不能當飯吃，其實若沒有合理的制度保證，人們還真就吃不上飯，中國的大饑荒即為鐵證。一國人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喜怒哀樂、幸福與尊嚴都與政體的性質密切關聯。」

憲政民主不會從天降，她重視公民的主體性、社會的獨立發育和社會對政治權力的制衡。同時她批判「偽社會」，即社會上那些依附於政治權力、喪失獨立人格的「偽民粹主義」和「偽民族主義」。

這些大都是她在千禧年前後形成的理念，正直而溫和，當意識形態趨緊，公民社會空間收縮，她仍然率直議論，被視為過於尖銳甚至踩界，要承受相當的政治壓力了。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0/12/2022刊出。

 

追尋正常的公民社會

還在讀書展買下的書，這本是郭于華《正常就好》，城市大學出版。今年逛書展「能走快走」，不是趕時間，那是黃昏人流漸多，怕人擠染疫，現在拿起書才留意書面的推介貼紙有細字：《亞洲週刊》2020年十大好書。

這有點意外。我從前是《亞洲週刊》長期訂戶，後來覺得它的編輯宗旨遷移，少了從民間角度關心公民社會，就沒有續訂。這書卻正是從社會的底層出發，討論在廿載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轉型的困境與出路，是批判性的社會學視角。

作者念玆在茲的是：如何形成良性社會生態，如何促成社會的正常發育？還有是：普通人可以做一個怎樣的公民，以助推動社會走向文明？後者也是我自己近年常在思考的一個主題：公共空間和公民性(civility)。年初復寫專欄多少與這些思考有關。

這是兼具公共性和學術性的寫作。在書展讀第一、二篇，是「公共性」，從山西「黑磚窯」和「三鹿」毒奶粉等「社會的潰敗」現象，連結到漢娜．亞倫特(或譯「漢娜．鄂蘭」) 的「平庸之惡」，提出正常社會應有合理的制度約束人性之惡。

書的最末一篇是學術性，也是公共問題。作者問的是，在一個難稱正常的社會，底層的窮人是否只是原子化的一盤散沙？是否因為貧民通常只能顧生活存亡，他們就是「非政治性」的存在，抑或：生存就是政治？有尊嚴地生活就是政治？這終極一問讓我不期然想到嚴苛抗疫底下百姓的騷動。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7/12/2022刊出。

 

兩邊說話

內地抗疫來到關鍵時刻，地方政府夾在「軍令」與民怨之間，有些進退維谷。在困難時節，需要一套新的說法，講好下一階段防疫戰的故事。我覺得中共元老任仲夷的孫兒任意（微博網紅「兔主席」）周前發表的文章《疫情防控：新觀察、新感想》十分接近成功創造了抗疫戰的新論述。

他認為人類社會不可能消滅新冠病毒，只能與病毒實現某種「共生」，但聲明自己不是「共存派」而是「實事求是派」。他肯定上半年上海爆發疫情時採取的封城措施是正確的，儘管損傷了經濟又影響民眾生活，「但上海畢竟（只）是一城，要全國一盤棋考慮，『硬清』的收益大於成本。」

他熟練地運用毛澤東的「主要矛盾」理論，兩邊說話：當多地出現爆發，愈來愈多人認為主要矛盾已經不是公共衛生安全，而是恢復原有秩序及發展經濟。隨著主要矛盾轉變，政策選擇也會變多，政策愈是能解決主要矛盾，就愈易得到支持，愈能切實執行。

創新的說法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悄然轉變，民眾的心態和預期經過長時間調整，已做好準備，「希望丟掉保護傘，正面對抗Omicron，打贏戰略反攻戰」。這是「疫情防控鬥爭的新征程」，要以新的形式「打贏一場不一樣的戰爭。」

這像委婉為民眾陳情，但沒兩天再發文，調子換了：「事情在起變化，（多地抗議）肯定有境外勢力參與，內外策應。」

「顏色革命」又來了？希望中央領導不會這樣判斷情勢吧。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4/12/2022刊出。

 

內地的疫苗猶豫

中國地大，各地條件參差，當疫情擴散，防控難度很高。「精準動態清零」怎樣在地方上落實，不能單靠指示，又不能任地方官吏演繹；既不准「層層加碼」，又不准「擅自減碼」，難免窘迫。

防控何時了？境外專家說明年第二季有望放寛，又指中國大陸老年人口的疫苗接種率太低，暫時難以鬆綁。

老人接種率低確是問題，殷鑑不遠，看香港今年初的慘情便知；然而我懷疑，內地抗疫防控鬆綁與否，老年人口的接種率並非主要考慮。如果這是主要的決定因素，就很難理解，為何在上半年上海疫情爆發之後，不善用疫苗通行證「谷針」？中國使用滅活疫苗，要打足三針，才有較好的預防重症及減少死亡的效用。以內地的組織能力和資訊科技，用疫苗通行證促使民眾打足三針，不應該太難？

試看國務院11月5日的防疫新聞發佈會提供的數字：60歲以上人群全程接種（兩針）約有2億2千8百萬人，佔60歲總人口86.35%。完成加強免疫接種（即第三針）不到七成。

這些數字並不理想。如果接種率是鬆綁的關鍵，為何當局長期容忍「疫苗猶豫」，反而毫不猶豫地使用嚴厲的封區手段？

國家衛健委專家組長梁萬年在10月初接受央視訪問時解釋為何目前不能鬆綁：「我們現在還沒有特別有效和可及的藥物。疫苗預防重症和死亡效果是好的，但是防感染的效果並沒有預期那麼好。」要等到疫苗和藥物非常有效和普遍可及才鬆綁？真是長路漫漫。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12/2022刊出。

 

 

讀周聯華牧師生平

從中大漂書園得來一冊有點殘舊的《神學綱要．卷一》開始，我在崇基圖書館借了另外幾卷，跳著讀。卷二、四和七的主題分別是「聖子、基督」、「人性」，和「末世」。特別喜歡卷一和卷七首尾呼應，有些地方令人靜思。

然後上網讀周牧師的生平。細緻的紀念詞〈永懷慈牧周聯華牧師 〉見於基督教浸信會懷恩堂網頁。懷恩堂在台北大安區。

周聯華牧師祖籍浙江，1920年生於上海，2015年在台灣去世。小學入讀當時上海最好的女校「中西女塾」的附屬小學，全英語授課。兩次轉學後入讀南洋中學，多念古書，打下中文基礎。1938年入讀滬江大學，前一年抗日戰爭已經爆發。在滬江大學他接觸基督教信仰，導師是前燕京大學任教哲學與宗教的徐寶謙老師。從徐師他認識印度甘地、泰戈爾、尼赫魯的事迹，萌生出國留學的念頭，於是申請至青年會工作，儲蓄留學費用。

戰時中國的大學撤往西南，他先在成都受訓，負責大學裡的事工，也幫忙西南聯大的學生中心的事，其後被分派到桂林的廣西大學工作。很快桂林亦失守，他要隨校搬遷至貴州。搬遷之路極坎坷，但在這段路他學會了廣東話，也幫助了當地的小教會。

抗戰勝利回到上海，要修習一年才可獲大學證書，這時他認識了美南浸信會的教士Inabelle Coleman。經歷這許多，他才剛過25歲，依然想著出國，「整個人陷入苦悶與煩惱之中」，然後來到人生轉捩點，受浸，決志傳道。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8/11/2022刊出。

抗疫有「急難愁盼」

內地疫情趨緊張，但抗疫的策略反而有些鬆動，但願能解放思維，從科學出發，以百姓民生為念，找出一條通路。

上月中共20大前後，很多文章出爐，為「堅持動態清零方針不變」作辯解：「動態清零」代價最小效果最好；中國的疫苗接種比率尚未形成足以抵抗重症和死亡的保護屏障；各省市和地區的發展不平衡，醫療資源分配不平均，放鬆防疫政策會引發大規模爆發，後果不堪設想。

看這兩個月各地的防疫新聞，從呼和浩特到蘭州，從河北到鄭州到廣州，在在說明封城封區的社會代價一點也不小，衝突反抗也出現了。這不完全是地方政府「層層加碼」做成的。嚴控式防疫的板斧不多，難以「精準」，寧嚴勿寬之下難免走向非人性化。

前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在月初「上書中南海」，呼籲中央政府緊急調整防疫策略，我在網上看了他之後接受的一段訪問(11月13日發放)。他提醒，中國有6億人月入低於1千元，4億多人無銀行儲蓄，封控之下手停口停，真是水深火熱。近年他常肉緊地公開諫言，有些話說得很盡，逆耳甚至刺耳，但說到民間疾苦，我還未見過有公眾人物比他講得更有力。

近日學識一個內地流行名詞：急難愁盼。這是從去年開展黨史學習教育活動開始流行的。學史要力行，期望幹部「要在解決群眾急難愁盼問題上下功夫、求實效」。我想到在防疫中，百姓的「急難愁盼」有血淚，要下功夫解決，不要變成順口溜。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5/11/2022刊出。

 

孔子的上帝

捧讀周聯華牧師的著作《神學綱要．卷一》，來到第5章，作者指出，中國古代從來不須證明上帝的存在，上帝根本就是自我存在的。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少談信仰，但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作者說，「這明明是受到召命替天行道。」

中國文化中，道教是本土的，佛教和基督教都是外來，有翻譯問題，亦要連結本土文化。佛學從印度傳入，在魏晉時代就把「性空」觀念連結上道家思想的「無」，當中有融會貫通也有牽強附會。

作者認為孔子不只有道德使命感，心中也有上帝，並非牽強附會。他引用《論語》建立觀點有一定說服力。例如說道德，孔子「志於道」，但他的「德」應是上帝給的，所以說「天生德於予」。

「天生」不可以只是自然稟賦嗎？例如我們說「先天」「後天」，都沒有宗教的意思。作者再引述孔子說「巍巍乎，唯天為大！」指出這是敬畏「天」，但這依然未能推論「天」等同上帝。

比較有說服力的是孔子禱告。有一次他生病，學生子路要他祈禱，「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孔子說，我已經禱告過了。子路還不放心，說要向神祇禱告才算。孔子便說：「丘之禱久矣。」我素來都在禱告啊！

本書早於七十年代寫成，後來的學者在《論語》以外尋找更多典籍證據，例如孔子編輯的《詩經》有數十處提及「上帝」，我覺得說服力還是一般。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2/11/2022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