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容教到禁教

康熙一朝很長，天主教傳教士在華傳道有高低點，高點在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清廷頒布允許天主教在華傳播的「容教令」。低點在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康熙批示嚴厲禁止傳教。

1691年，浙江巡撫張鵬翮支持杭州縣令嚴厲執行早年頒下（一向寬鬆實施）的禁止傳教的諭旨，觸發騷亂。張鵬翮稟告朝廷，禮部力主依舊章嚴禁，朝內一些大臣則主張寬待。康熙撇開強硬派的漢臣、使用滿臣制訂容教令。

容教令說「西洋人仰慕聖化，由萬里航海而來」，肯定他們治理曆法、造軍器火炮、接受差遣往俄羅斯，都誠心效力，有功有勞；進而強調各省居住的洋人沒有為惡亂行，亦不是左道惑眾，異端生事。因此決定讓各處天主堂照舊存留，供奉之人仍許照常行走。

康熙並不是忽然寬容。早兩年他南巡，事前通知將接見各地傳教士，準備好物資作賞賜。每到一地，都派遣內侍到教堂行禮，康熙自己多次接見傳教士，親和地交談示好。

寬容是有條件的：不可拂逆。羅馬教教廷禁止在中國的教友參加祭祖敬孔的傳統儀式，康熙用了各種渠道試圖溝通，糾纏十多年，最終教廷立場原封不動，當中其實有強硬派傳教士阻塞信息。無論如何，當皇帝惱怒，禁令就是絕對的。康熙大筆朱批：「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國之大理？況西洋人等，無一通漢書者，說言議論，令人可笑者多…。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3/6/2023刊出。

 

 

康熙對基督教的迎和拒

陳上宇《基督教入華史》是一本有些質樸的書，我的讀法是以其中一些焦點為引子，延伸去網上閱讀。基督教在康熙一朝（1662-1722，長達60年）的遭遇，就十分值得細讀，對現今基督教在中國內地的困厄和未來在香港特區的調整，都有些少啟示。

康熙時期的基督教清一色是由天主教傳教士零星地帶來中國。百多年後才有隨鴉片戰爭而來的基督教入華的興旺時期。在十七世紀，歐洲經歷前一個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和大小宗教戰爭，羅馬天主教廷的權力大不如昔。明末至清初，從利瑪竇開始，在華的傳教士多屬於源自葡萄牙的耶穌會。至十七世紀中葉，西班牙多明我會、方濟各會等會士先後來華傳教。

在最好的時期，康熙起用傳教士掌管欽天監、製西藥治瘧疾和其他疾病、製火炮、勘察全國繪製地圖，甚至讓他們參與外交事務，協助與俄國簽訂邊境條約。這都是基於「利瑪竇模式」，傳教士變成有科學技術的「西儒」，而且能尊重中國禮儀，包括祭祖敬孔。1692年康熙一度廢除禁教令，但是翌年教會內部發生中國禮儀之爭，結果教廷頒令禁止中國教友參加祭祖敬孔儀式。一般說法是這惹怒了康熙，最終在1720年再度禁教。

一些作者從三首據說是康熙受基督感動而做的七言律詩推斷，康熙本來是親近基督教信仰的，惋惜教會沒能好好發展。我看這些詩明顯是後人偽託之作。康熙重用少數傳教士與真正尊重基督教信仰是兩碼子事。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0/6/2023刊出。

 

 

石美玉醫師

讀陳上宇《基督教入華史》留意到醫療宣教士石美玉(1873-1954)不平凡的事跡，上網找資料補讀。在那個時代的中國開展如此豐盛的醫療、教育、宣教、慈善事業，自自然然從自己的生命流注出來，非常可貴。

她生於江西九江一個牧師家庭，小時以不纒足而受注目。9歲進九江「儒勵女學」接受基礎教育，創辦人女傳教士昊格矩（Gertrude Howe）成為她的恩師。昊格矩收養了一位女孩，取名為康成。康成在學校與石美玉要好，此後成為終生密友。1892年兩人同獲昊格矩推薦赴密歇根大學攻讀醫學學位，4年後畢業，在芝加哥實習一年即回國，返鄉的第一天即已診治了一名婦女的重症。

石美玉和康成在芝加哥結識的但福德醫生（Dr. I. N. Danforth）慷慨捐資在九江興建一座醫院，以紀念剛去世的夫人。醫院落成時卻遇上義和團之亂。石美玉的父親慘遭亂徒殺害，石美玉被迫前往日本避難。1901年，亂定之後，她返回九江，但福德醫院正式開業，她出任首任院長。

石美玉一生在中國行醫30年，然後轉為全職宣教，行醫時期創辦了但福德護士學校，又在上海、青島、濟南等地開辦護士學校，培養出500多名優秀護士。「中國護士之母」伍哲英就是但福德護士學校1912年的畢業生。這些還只是她事功的一面，尚未觸及她在教會與慈善方面的工作。抗戰時期，她一度將教會遷到香港，之後遷往美國加州。她逝世於加州Pasadena。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7/6/2023刊出。

 

石美玉(左)和康成在密歇根大學

美國基督教聯合衛理公會歷史檔案館（General Commission on Archives and History of 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藏；本圖來自：https://quod.lib.umich.edu/m/maize/mpub9885197/1:7/–university-of-michigan-in-china?rgn=div1;view=fulltext

小詩鏡子

Mona Arshi是一位英國詩人和律師，主力處理人權案件。我先前沒有聽過她的名字，卻讀過不少關於她代表的一宗轟動的爭取安樂死的案件。案主Diane Pretty罹患運動神經元退化症，病情屆末期，要求法庭允許她的丈夫為自己結束生命而不致受刑事檢控。案件在英國敗訴後，於2002年在歐洲人權法院審理，最終亦敗訴。不久之後，Diane Pretty就去世了。

詩人成長於西倫敦Hounslow一個來自旁遮普邦的錫克教家庭，2008年開始寫詩，很快贏得殊榮。我在西倫敦樂施會的二手書店偶然遇上她的一本精美的詩集Dear Big Gods，上有「Gift Aid」標記。她的詩的聲音如水晶清澈，而隱然帶著溫柔的痛。一組詩以鏡子為主題，其中一首即時引起共鳴。買下帶回來，未讀。

六月初我感染新冠，在家自我隔離。新聞報道一個19歲患有自閉症及過動症的男生，因去年國慶日在深水埗損毀旗桿侮辱國旗被判罪，不准保釋，還押等候更生中心及精神科報告。我又想起這首小詩的意象。這是關於一個君主執意要鏡子宣示他的戰績榮耀。詩只一段，試譯。

君主試著哄它開口，但鏡子從不和任何人討價還價。它小小的眼睛不服地瞪視。君主下令士卒把鏡子扔進痛極之河。鳥兒的歌聲在森林中響起，那裡灑了一桶一桶鮮血。河水的苦難就如河民的苦難，河底堆厚了好幾寸骨灰。村民多已離去，或是心死。鏡子最後抬起頭來，要求了結它的悲哀。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4/6/2023刊出。

 

我們的post-covid

新冠疫情三年多，快測陽性的紅線近日才出現我家，我先中，妻緊隨。服用抗病毒藥物Paxlovid是有效的，愈早吃愈好。我肌痛了一天又發燒了一天快測仍然陰性，第三天陽性確診，傍晚取得處方其實已經是病徵出現後48小時；妻子在兩天後喉痛微燒，快速測試未陽性，先讓她趕快服用一劑，到她見紅線確診，病徵明顯較輕，而且比我更快轉陰性康復。

新冠病情輕重本來就因人而異，兩人一組個案並沒有明顯的統計學上的意義，但在我們兩人看來，病情走向與及早服藥確實有關。

這樣晚才中招，社交朋友紛紛問候，很多是「過來人」，不會大驚小怪，還有朋友笑說welcome to the club。不只一個朋友提到，近日身邊明顯是多了個案。如果香港仍然像解禁前那樣追蹤檢測和逐日公布確診數字，或者會稱之為第6波？

現實是，政府不再著緊監測，疫情的起落已經無法確知，市民也不著緊了。一年前誰來主張「新冠流感化」，還要飽受政治批評呢。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儘管是這樣，有一點認知還是重要的，世衛沒說錯，新冠疫情並未過去。我們（包括我自己）現在把post-covid掛在口邊，這並不是對疫情的客觀描述，只是說，社會遠離了緊張應對的階段。

能肯定的反而在個人層面。感染康復之後，我倆的小宇宙真正進入post-covid時期了，從此不再心掛掛：有一天輪到自己，病情會是怎樣？遲遲不病，是否早晚也要還債？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1/6/2023刊出。

 

一線淡粉紅

 快速測試顯示一條額外的淡粉紅線， 我的金剛不身神話終於被打破了。神話其實是迷思：經過三年多的新冠疫情仍然沒有中招，必定是有特別的保護因素存在，或者是基因，或者從無徵狀感染得到免疫力。香港是在3月1日解除口罩令宣告復常的，我在2月底接種了第五針（二價疫苗），4月底到英國和歐洲旅行。在飛機上和旅途中都沒有戴口罩，也沒有採取任何特殊的社交距離預防措施。 我們坐地鐵、逛博物館、坐咖啡室，安然無恙地回家。反而是在我們出發旅行之前，在香港的朋友和親戚先後中招，有些是第二次感染。 我們並不交遊廣闊，在小小的社交圈有人先後病倒，可以推斷香港正在經歷新一波感染。然而我外出時仍然沒有戴口罩。不會中招的迷思是虛假的安全感。

諷刺的是，最終中招是在參加一個週末的醫學會議之後。會展的場地有點通風不足，我當時就注意到了，不是事後孔明，但不能說一定是在場內感染的，因為我是乘坐擠迫的地鐵前往會場，也沒有在會場內用餐。不過，回頭看，醫學會議上戴口罩不是壞主意呢。會議上爆發感染的可能性很低，但後果嚴重——試想像許多醫務繁忙的醫生事後一齊生病。

離開醫務多年，我仍保持著臨床觀察的習慣。今次像同時得了重感冒和大傷風，但徵狀次序特別，首先是發燒和咳嗽，然後是才是流鼻水。

感謝前醫管局同事黃天佑醫生，他現在在私營診所工作，讓我迅速獲得Paxlovid的處方。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8/6/2023刊出。

6月2日至5日

專欄的稿一般是早三天送出，這篇稿在6月2日交付，6月5日見報，中間有「六四」。每年這個時候會輕淡地想起一些相關的歷史和人，今年想著翻看1989年從2日至5日這幾天的事件簿。上網瀏覽，很多六四的資訊已匿跡，綜合記述尚見於「維基百科」，但內容也不能照單全收。

較為清楚的是戒嚴令在5月20日頒佈，之後戒嚴部隊從多地進京，被市民圍阻在郊外和街頭，這時廣場人數已經大幅減少，外地學生回家的比進城的多。五月底，廣場學生的自治聯合會一度決議撤離，剛到來的外地學生反對，廣場上的組織誰也不指揮不了誰。6月2日，劉曉波與周舵、高新、侯德健加入學生絕食行列，但參與者不多。近黃昏時，數千軍警從人民大會堂出來，往廣場推進，市民和學生阻擋，對峙後退回。

3日傍晚，電視台新聞廣播稱戒嚴部隊將會鎮壓動亂，警告市民不要前往天安門。10時過後，消息傳開，離廣場五公里的木樨地有實彈開槍並造成死傷，憤怒的人群以棍棒、石塊和自製的汽油彈攻擊士兵，縱火焚燒軍車。

6月4日凌晨，多批軍隊包圍仍然留在廣場上的少數示威學生，3時後，侯德健和周舵曾嘗試與士兵進行談判，成效不明。4時後燈光熄滅，清場開始。這一天首都內基本上受控，各地城市包括港澳有大規模的抗議遊行，西方媒體攝錄的一人阻擋坦克行進的影像傳出，成為象徵，都只是餘波，風暴在5日已經過去，搜捕展開。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5/6/2023刊出。

Ostracize

前一篇稿寫到「割席」，腦海閃出這個幾十年沒有用過的字。大學時對什麼學科都好奇，各找一兩本入門書看，窺豹一斑。來到社會學，初識ostracize這個名詞便覺得它的意思很深刻，對人性和社會的洞悉可以如此透闢！後來讀點中國現代史，見到它的政治應用，例如1957年的「反右運動」，幾十萬個人(牽連幾百萬家人) 被打成在社會上抬不起頭的人，也可以從ostracize去理解。

這個名詞沒有圓滿的中譯，或譯排斥，或放逐，都不完整。人是社會性的動物，被迫離群是巨大的傷害。一個人被標籤排斥，眾人當然不便對他友好，輕則疏遠，重則避之則吉。

在學校，孩子們在操場上集體排斥其他孩子，不和他們一起玩，是欺凌的一種方式。在成人世界，工作間常有排擠現象，針對和孤立不肯埋堆的人。在政治學，ostracize是使用權力和實行社會控制的重要手段。

諷刺的是，這個詞語源自古希臘雅典民主，希臘語ostrakon的意思是一塊陶器碎片。在西元前5世紀到前4世紀，有一種公民投票方式，用於暫時流放被認為對國家或民主構成威脅的公民。程序是每年雅典公民聚集在一起，決定是否需要啟動放逐。每個公民可以在一塊陶片上寫下他們想排斥的人的名字，一人一票，有一定的選票（通常為6千票）要求誰離開，誰就必須離開雅典10年。雅典制度還算寬大，被排斥的個人並沒有永久失去財產或地位，流亡期後可以返回。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6/2023刊出。

 

 

空中浮想

好幾年沒有飛長途，再飛時，全程像是浮在半空。這不是感想，而是實實在在的物理感知。地上世界遽變，人的心境也在時空𥚃移動。

夜航機短睡兩段，之間通常是看齣電影打發時間，但今回座位的電視屏故障，也沒有帶書身邊，人在空中「放空」。半睡半醒時遇上氣流，飛機猛烈抖動，廣播提醒乘客扣安全帶。這時腦海忽然浮出靈光，一剎那間錯覺，以為發現了新鮮的哲理，可以把哲學與宗教連結起來。

醒時，領悟變得清晰了，卻顯得尋常。我是想著，人類向善和堅持善良的能力，是如何地脆弱。中國哲學有性善論與性惡之爭，可能是一場誤會。人性的特質其實是「僅堪向善」。道德上的脆弱，跟人的其他脆弱性相連。在自然世界，弱者難以生存，這是是生命的脆弱；在人類社會，道德的脆弱表現在弱者隨處遭權力踐踏，好像死不足惜。

說脆弱，並不只是說人易受引誘，像亞當夏娃那樣，隨便聽信一條蛇的幾句話，偷嚐禁果便永遠失去天真；更不只是道學地告誡人千祈不要行差踏錯。在哲學和宗教的接壤處，向善的脆弱是深邃的課題，誠與明，無明與微光，都在這兒爭持。

在半空中會想著這些，有些奇怪。浮想是沒有用的，地上還是那個難堪的世界。希望世界變好，本身也是十分之脆弱的願望。無神論者可以堅持對人性有信念，嚮往宗教可以尋求救贖，這兩者何嘗沒有脆弱性？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 27/5/202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