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某日,兒科醫生朋友阮嘉毅忽然來電話說:明年是沙士十周年,我和一些醫護朋友想出版一本小書作為回顧紀念,你可否也寫一篇?我口中即便說好,心裡卻有問號:這是不是個好主意?
我是想,沙士一役,要回顧難免再揭開創痛,紀念時也容易掉落「歌頌肯定」的濫調。而且,我想,自己有什麼話要說?
前幾天偶然在總部見到這本書。啊,印出來了。
這兒轉貼我寫的一篇。
SARS十年:怎樣放下
我的記憶力不是很好,曾經在另一篇邀約文字這樣寫道:
「有些人天賦精確恆久的記憶能力,能像照相一樣把細節留住;我相反,對往昔細節的記憶很快就洗去,剩下的,不是連繫着『感性』,就是連繫着『意義』…」(〈法住的兩段印象〉)
對SARS的記憶也就是這樣,很多細節都忘了。寫這篇文章時,我重讀了《記得SARS這一年》。這是2003年我在《明報》「大夫小記」專欄的文章結集。讀著時,一些蘸滿各種情緒的記憶浮現腦海。其實在2003年,我的工作崗位早已離開病房的最前線,甚至也不在急症醫院。當年在醫院負責統籌抗疫,但心理上尚能保持「安全距離」,而且一邊抗疫一邊得以借專欄的書寫抒發感受,並不覺得這場惨烈的戰事對自己有什麼恆久的影響。
然而在這一刻,我無端想起:SARS那一年,可說是我寫作的分水嶺。2012年五月,我停掉在《明報》寫了19年的副刊專欄,轉寫網誌「區聞海小記」。2003年是我在《明報》寫專欄的第十年,剛好在中間點。回頭看,從那一年起,微妙地,開始不大安於專欄的方塊天地。《記得SARS這一年》與我其他幾本結集出版的書是不同的 ¾¾ 裡面有一絲對生命存在的焦慮。
對於一些身在急症病房前線的同行,那一百多天的作戰當然不是如此輕描淡寫的。當「小我」融入了抗疫前線「大我」之中,當一個一個同袍在戰線上獻上生命,「同體」的感受都變成烙印。對於不幸染病、熬過生死邊緣的病者,後遺症更是不簡單。
烙印式的創痛經驗,有些會變成恆久的心理病徵,這是所謂「創傷後遺症」,特點是創痛記憶會以flashback的形式重襲。有些「創傷後遺症」需要專業治療,這是「他助」;「自助」也重要:放下創痛有多於一種模式,走出陰霾有不只一條路。
這篇短文不是侈言勸勉 ¾¾世上沒有單一的智慧能開解所有心結,創痛烙印的本質亦並不只是一種心結。但依我所見,放下創痛的模式大約有三種:
一是放進內心的儲物室,像一個記憶盒子,每當活得比較平穩的日子,不妨打開,撫觸一下。日子久了,熟悉它的那些感覺,就可以一起生活。
二是像一盆小植物那樣把它栽種著,看它自然生長。它不是記憶盒子裡的死物,有自己的生老榮枯規律,今天的記憶與昨天的記憶不是同一記憶,記憶也許永不會消失,但昨天的烙印可以放下。
三是讓創痛化為意義,每一個烙印是生命路途的一處印記。活出意義就是告別創痛。
放下創痛,更能細緻與深切地紀念過去,以及步向未來。SARS十年,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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