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中國學者提倡「文明交融論」,現實的意義是抗衡西方流行的「文明衝突論」。如果中華文明自古是開放包容,多元一體,主旋律以和諧為主,那麼另一個主旋律,馬克思主義史觀,是否要從頭檢視?後者採納前蘇聯斯太林演繹馬克思的「社會發展五段論」,獨斷地指人類社會都要歷經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最終走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
在框框底下,新中國的歷史學者認真地研究,怎樣才可以把中國幾千年歷史依次序分期,郭沫若是激昂的先行者。當時不少學者認為,夏商兩代是奴隸社會,周朝進入封建社會;郭沫若卻堅持周朝仍然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要到春秋之後才形成,而秦始皇兼併七國是高峰點。郭沫若好辯,主見強,自信而且帶着盛氣,底裡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熱情信仰。
郭的學術方向成形於1924年第2次赴日本的半年間,在福岡翻譯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是激動的經驗。他在書信中對友人說:「這書的譯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一個轉換的時期,把我從半眠狀態裡喚醒了的是它,把我從歧路的彷徨裡引出了的是它,把我從死的陰影裡救出了的是它,我對於作者是非常感謝,我對於馬克思、列寧是非常感謝。」
第3次東渡日本是10年流亡,1928年開始寫《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主要篇章,兩年後出版。有人批評此書有「公式化」的毛病,但它無疑開啟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觀。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0/2/2025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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