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明愛醫院

整理電腦裡的舊作時，發現一篇從未發表的文字。那是2009年初寫的，當時是想試寫一本新書，書的意念是追問：「現代醫院」(modern hospital) 到底是什麼？它應該是什麼？

這樣的書要全副精神投入才有希望成形，在工餘瑣碎地寫一定是虎頭蛇尾，甚至連虎頭也見不到。

為什麼當時衝動要寫？那是緣於2008年底明愛醫院門外發生的「失救事件」。當時公眾交相譴責，信心危機有如狂潮。

當時想以此為切入點，抽絲剝繭，探索「醫院」為何物。落筆時，卻不禁記述了自己和明愛醫院的兩段因緣。

我沒有在明愛醫院工作過，但那兩段人生接觸，令我對她的「社區醫院」身分有些感情上的親近。其一是先父的肺結核病。爸爸在三十多歲時患上肺結核病。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中國，它還是絕症。幸而當年治肺結核的第一代藥物Streptomycin剛在1947年推出，而且在廣州有售，他及時得到醫治而倖存。三十年後，肺病復發，街坊醫生和某急症室延誤診斷為肺氣腫，在家快不行了，姊姊們把他送到明愛醫院，終於得到確診，轉介到葛量洪醫院，撿回性命。他活到97歲。

其二是2006年底，我接到電話，一位患肺癌的舊同事說，驗血的指標又惡化了，化療無效。「我應該再試新藥嗎？還是只看中醫？應該換另一位中醫嗎？」她心焦地問。在我給她的那些亦醫亦友、亦中亦西的意見裡面，其實沒有很多科學證明了的「真知」。我只能輕輕提醒她哪些想法有可能是不妥當的。

大半年後，朋友走上生命最後的一程。在明愛醫院紓緩治療病房，我們靜靜地談了一會。離開時我在想，這是很好的善終照顧。兩次接觸都是淺的、平常的，但就令我確信這並不是一間冷漠的醫院。 

【原文在5月1日及2日刊於「大夫小記」專欄，經合併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