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馬克思契合的孔子

郭沫若的著作超過百萬字，《郭沫若全集》38卷分為文學編、歷史編、考古編。青年郭沫若曾自比為歌德，文化領導人周揚對他說：「你是歌德，但你是社會主義時代新中國的歌德。」經過大半個世紀，他的作品仍然有價值的，可能只在甲骨文和商周古代社會的研究。然而，在死後40多年，他早年一篇詼諧文章〈馬克思進文廟〉被抬舉，作為調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示範。

2015年全國碩士研究生招生考試，政治題除了「阿里巴巴」和「香港自治權」等題目，還有這篇〈馬克思進文廟〉，考生笑稱為「(時空)穿越題」。

文廟是祭祀孔子的廟宇。文章寫孔子和他的三個得意門生顏回等上海的文廟裡吃著供奉冷豬頭肉，四個大漢抬了一乘紅漆轎子闖進廟來。來客「鬍子螃蟹臉」，原來是馬克思。這便開展對話。馬克思單刀直入：「我們的主義已經傳到你們中國，我希望在你們中國能夠實現。但是近來有些人說，我的主義和你的思想不同，所以在你的思想普遍(流行)著的中國，我的主義是沒有實現的可能性。因此我便來直接領教你：究竟你的思想是怎麼樣？和我的主義怎樣不同？」兩人惺惺相惜，互稱同志，原來大家的理想都是無神論的世界大同。

2023年，湖南一部《當馬克思遇見孔夫子》電視理論片當紅，全網閱讀量超12億。網上也有不少政治學習文章，嚴肅論說中華文明與馬克思主義如何可以融通，彼此契合，成就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8/2/2025刊出。

 

 

可悲的諂諛求存

郭沫若(1892-1978)捱過10年「文革」，85歲去世。據說當日發佈的訃告原本稱郭沫若為「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戰士」，鄧小平在後來的追悼會「將『偉大』改成了『卓越』。」這背後應該有政治規矩和歷史評價的考量。然而，「卓越的無產階級文化戰士」也不能一錘定音，直至今天，內地對郭沫若的歷史評價還有爭議。

郭沫若有幾段婚姻和同居，11個子女，兩個死於文革折磨，其他子女都成才。排第6的郭漢英是理論物理學家，他有一篇文章〈憶郭老二三事〉，寫得頗為平實，我讀後多了一點點同情。

這是郭漢英應邀為《中關村回憶》(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年) 寫的，文集紀錄了28位新中國第一代科學家的子女們對其父輩的回憶，也折射時代。郭漢英在文末說：「時代造就了郭老，郭老也反映了時代。」這不是空話。

郭沫若是文人，但在新中國不單是中國文聯主席，也是中國科學院的第一任院長，更委任為政務院副總理，1949年是人生的高峰。

低點從1966年開始。1965年，姚文元批判吳晗編的歷史劇〈海瑞罷官〉，掀起文革序幕。郭沫若眼見運動的陰風，從一開始就牽連他幾十年的知交，吳晗、田漢、翦伯贊全部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預感難以倖免，翌年4月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上即席發言，全盤自我否定，說幾十年來寫的幾百萬字「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從這一刻，就開始了無底線的奴顏諂諛肉麻歌頌。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7/2/2025刊出。

 

從真話到假話

中國古代社會是否真的有一千多年漫長的奴隸社會？從郭沫若(1892-1978)開啟的中國唯物史觀，得到政治「加持」，好像是科學真理一樣，最終變成教條。這也常稱為馬克思主義史觀，但是其實馬克思並沒有教條化地認定全人類的社會都要有一模一樣的歷史發展階段。新中國的歷史學者因為尊崇馬克思、恩格斯、斯太林，把教條化的歷史公式照搬到中國，在歷史分期的課題上面打轉，結果既缺乏真理，也不能說真話。

教條容易樹立，很難拆卸。真理容易掛在口邊，真話很難直說，這似乎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特點。郭沫若是典型例子。

因為寫這個題目，我耐心地讀了好些郭沫若的資料，自己都覺得意外。換了在10年前，很可能對於這一類諂諛求存的知識分子不屑一顧。現在知道，他在60歲以前不是卑躬屈膝的。

郭沫若尊崇儒家，說孔子是「永遠有生命的巨人」，儒家從個人修身出發，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整全的人本發展。1945年出版《十批判書》，批判先秦諸子，獨樹一幟地提出了以人民為本位的評價標準，孔子和孟子合乎這原則，是善；墨家和法家以服務王公大人為本，是惡。這些是他在1949年以前的真心話。

即使在新中國儒家不吃香，最初郭沫若仍然肯定孔子是「由奴隸社會變為封建社會的那個上行階段中的前驅者」，直至被毛澤東點名說「十批不是好文章」，批判他「尊儒反法」，他才惶恐地修正，假話說不停。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6/2/2025刊出。

 

 

「民」「眾」皆是奴隸？

現今流行說「中國特色」，這是兼有文化性格和政治原則的名詞。年輕時（幾乎是半個世紀前！）對中國文化性格這個主題有些著迷，最初是讀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日後也反映在我寫作《當中醫遇上西醫》時選取的方向。

梁漱溟的立論是大氣魄的，比較世界上三種不同的文化形態：西方文化是竭盡全力去滿足欲求；中國文化是遇到問題，強調隨遇而安，調和欲求；印度文化深覺欲求與現實的矛盾難解，取向是兩者都鄙視，強調宗教。這些論點現在看來太粗略，但昔年開闊了想像。

後來比較喜歡閱讀對在地的中國文化描述，其一是說，以農立國的文化性格是「安土重遷」。這成語出自《漢書．元帝紀》：「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原文是漢元帝詔書的開頭，背景也有意思，那是關於各地官員大規模建設陵園，徵用土地，遷徙人民令致「破業失產，親戚別離」。元帝不忍，詔令檢討。

關於古代黎民的性格，《詩經》有很多樸素的民歌，展示西周初年至春秋時期的民風。可是，套上由郭沫若開始的大氣魄馬克思主義史觀，周朝也被歸入奴隸社會，華夏先民全是奴隸了。

人民被奴役未算可憐，郭沫若從甲骨文的研究論斷，「民」字的象形是以刀矛刺盲一目，認定「民」最初是商代的戰俘奴隸，被刺盲眼睛防止逃跑。還有一個「眾」字，說象形烈日下赤身露體做苦工的三個人形。這真的是滿目皆奴隸了。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1/2/2025刊出。

 

主旋律的矛盾

近年中國學者提倡「文明交融論」，現實的意義是抗衡西方流行的「文明衝突論」。如果中華文明自古是開放包容，多元一體，主旋律以和諧為主，那麼另一個主旋律，馬克思主義史觀，是否要從頭檢視？後者採納前蘇聯斯太林演繹馬克思的「社會發展五段論」，獨斷地指人類社會都要歷經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最終走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

在框框底下，新中國的歷史學者認真地研究，怎樣才可以把中國幾千年歷史依次序分期，郭沫若是激昂的先行者。當時不少學者認為，夏商兩代是奴隸社會，周朝進入封建社會；郭沫若卻堅持周朝仍然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要到春秋之後才形成，而秦始皇兼併七國是高峰點。郭沫若好辯，主見強，自信而且帶着盛氣，底裡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熱情信仰。

郭的學術方向成形於1924年第2次赴日本的半年間，在福岡翻譯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是激動的經驗。他在書信中對友人說：「這書的譯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一個轉換的時期，把我從半眠狀態裡喚醒了的是它，把我從歧路的彷徨裡引出了的是它，把我從死的陰影裡救出了的是它，我對於作者是非常感謝，我對於馬克思、列寧是非常感謝。」

第3次東渡日本是10年流亡，1928年開始寫《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主要篇章，兩年後出版。有人批評此書有「公式化」的毛病，但它無疑開啟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觀。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0/2/2025刊出。

 

 

奴隸與華夏

我在想一個不方便但是可能重要的問題：「華夏文明」作為文化身份認同，與馬克思主義史觀的中國古代奴隸社會有沒有調和的可能性？我們璀璨的文明都是由奴隸建造？

這始於兩篇文章。一篇是葛兆光介紹許倬雲的著作《華夏論述 : 一個複雜共同體的變化》（2015），文章載於「中國理論法學研究信息網」；第二篇〈中國奴隸社會論析〉是宋曉萍《夏商故事解讀》（2018）的書序，轉載於「觀察者」網。

先看後者。它的馬克思主義史觀非常堅固，說中國奴隸社會有兩種劃分，多數人所認可的是從公元前2070年夏朝開始，到公元前476年春秋時代結束，近1千6百年。也就是說，佔了中國歷史的三分之一以上。從商朝開始，先秦典籍對奴隸的稱呼繁多，「孥、隸、奴、婢、鬲、夷、罪人」等，全是奴隸，據說夏商周時代戰爭頻繁，戰俘奴隸源源不絕。這個史觀大致上是50年代主力由郭沫若確立的，連周朝也歸入奴隸社會，自由的平民百姓並不存在，他們不是奴就是隸。這個史觀在政治上有馬克思的社會發展階段論撐腰，理直氣壯。作者甚至說，「中國奴隸社會，為中華民族奠定了立國之基、興邦之源，是中國歷史文化的一座偉大寶庫，不能隨便質疑甚至否定。」

許倬雲的華夏論述是溫文得多的歷史觀，古代中國社會是多源頭的，經歷許多變遷，有機地形成共同體。這樣的話，沒有需要勉強把馬克思的社會發展史觀硬套在自己的民族身上。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9/2/2025刊出。

 

左右腦的華夏文明

昨天說，比起數字為本的公曆新年，我更喜愛農曆新年，前者屬於左腦；後者是春節，有很多喜慶（還有吉祥、春天到來）聯想類比，含有右腦審美。左腦與右腦的對比，當然不是很準確的，人的腦神經認知與思維，比這複雜得多，但是說中國文化性格強於右腦式聯想和類比，弱於左腦的精確推理，是有一定的根據。

例如說，中華文化源遠流長，近年流行說我們是「璀璨的華夏文明」，就是含有右腦審美的籠統概念。「夏、商、周」合稱為「三代」，但並不是同等地具體可信的歴史。尤其是夏朝，大禹治水是相傳的故事，連夏朝亡於暴君夏桀寵愛妹喜也是後人說的故事。

民國至新中國初年的甲骨文研究提供了不少商代文化的材料，但夏朝的存在，要到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發掘出宮殿才有些端倪。這是從1959年開始的數十年考古工程，十分豐富，但夏文化、夏朝歷史是怎樣的，還是面目模糊。這並不妨礙我們用右腦想像璀璨的華夏。

如果用左腦主導，我們應該自稱商周文化。有點為難的是，從50年代開始，權威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一直把商代甚至周代歸入奴隸社會，郭沫若、翦伯贊、范文瀾等各持文獻嚴肅地辯論西周時代是否已經從奴隸社會進化為封建社會。學校的教科書都在教馬克思主義史觀。這些也是右腦式認知。為難在於，如果古代中國全是奴隸史，那是恥辱還是驕傲？我們有什麼璀璨的華夏文明可言？兩種史觀需要左腦分析，好好梳理。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4/2/2025刊出。

 

 

 

偏愛農曆新年

農曆新年前幾天，無端想到一個小問題：為什麼我較為偏愛農曆新年，而不是公曆新年？怎樣知道有偏愛？因為會期待甚至想望，即使沒有很特別的原因。公曆新年是一年的新起點，有年份數字清楚分明地標示，2025不是2024，農曆新年不是一個數字，儘管已經沒有人使用天干地支(今年是乙巳年，我要上網查看才確定) ，十二生肖還是很有生命力，比數字容易親近。

到底為什麼偏愛農曆新年？我並不特別喜歡過年食品；喜歡派利市和新春揮春，但又不是很費心去挑選來張貼；拜年溫馨熱鬧，然而隨著媽媽年老，現在新年聚會的形式跟平日的歡樂聚餐已經分別不大，農曆新年還是獨特的嗎？

勉強想到一個原因：或者這是身分認同作怪。身分上的親疏感覺，在我是文化性的。文化認同與血緣和政治上的國族認同（所謂「龍的傳人」）有糾纏的關係，但親切的感覺往往是純粹而分明的。例如我喜歡用中文寫作，儘管從中學開始一直接受英語的教育；會用中文寫詩，不能寫英詩；明明用英語打字更快捷，還是喜歡寫漢字，甚至一直用手寫輸入。

偏愛農曆新年，也可能是右腦主導。公曆新年以數字為基礎，一年兩年三年直線向前，是左腦認知；農曆新年是含有右腦審美的春節，聯想類比多喜慶。

可是中國文化的毛病也在此：從漢字開始就是強於類比弱於推理，容易把整體直觀印象當作本質真理。「差不多先生」也是我們的文化。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3/2/2025刊出。

 

 

 

求籖，天和帝

正月初二車公誕，新界鄉議局主席依習俗為香港求籤。今年的籖文有些沉悶：「若得貴人相勉力，莫教枉費用心機。」好像不需努力，只等中央送春風。去年也是中籤，「斧斤持以入山林，未得之時那處尋；損了良材失卻力，獻君留住待春臨。」就較有意思。有人作政治演繹，不過度解讀的話，我看這是提醒不要過早和過度砍伐，讓天地有時間孕育良材。金石良言，重溫也值得。

近年香港求籖和解籤都變得溫馴了，沒有以前的生猛和百無禁忌。我懷疑籖桶裏的下籖也要稍加篩選才能放心，萬一出來的籖文以下犯上就不好了。

近期讀了一些中國古代宗教的文章，內地和台灣都有學者很認真地研究商朝的「帝」和周朝的「天」。兩種文化基因都深植至現代。商朝的帝是所有人也要敬畏的具有神秘力量的神，權能主宰天氣、支配年成、左右城邑安危、降禍福，保佑戰事勝利，甚至商王的安危。商朝的「天」不是神，「大」字上面一畫，近乎對廣大蒼穹的自然描述。周朝的「天」是「天帝」，王是「天子」，統治的世界是「天下」，一切不再有商代那種原始的神秘性，變成政治、社會和道德的人間秩序概念了。

以上是簡化了很多的理解，學術上關於「帝」還有很多未解之疑，不過商周之間的變化，無疑在日後成為中國文化的深層性格了。香港的求籤活動也是越來越符合周朝的秩序：神祇也要好好地循規蹈矩，不可以「胡天胡帝」。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2/2025刊出。

 

遠觀．近思 英國安樂死立法進程

去年11月29日，英國國會下議院二讀通過「安樂死合法化」草案。法案名為《末期病患者（生命終結）法案》，準確的內容是在末期病患者容許「醫療輔助死亡」，而不是醫生直接施行安樂死。二讀通過之後還有三步要走：下議院三讀(估計今年4月進行) 、上議院審議(歷史上，上議院否決下議院通過的法案是絕無僅有) ，以及皇室御准，估計明年初或更早便可通過。本文遠觀英國安樂死立法進程，再近思對本地醫療的啟示……

這是由工黨議員Kim Leadbeater提出的私人條例草案，並非工黨執政政府推動，很多細節未經過行政上的深思熟慮。私人草案的審議有兩個特點：一是所有議會成員可以依個人意向決定投什麼票，不受黨的立場約束；二是私人草案立法是沒有公開聽證會(public hearing) 的程序，醫學團體、公民團體等組織沒有機會在關鍵時刻在審議中發表意見。

儘管如此，投票結果毫無疑問地表明，安樂死合法化在英國已是勢不可擋。330票贊成、275票反對，這是以大比數通過，令很多人包括我也「跌了眼鏡」。事前，英國長期關注安樂死合法化的媒體如BBC和The Guardian都估計結果會非常接近。英國下議院有650個席位，目前執政工黨是大多數，工黨的整體立場傾向支持安樂死合法化，但不少個別工黨議員是反對安樂死的，因此在投票前，沒有誰預見到這個大比數。

二讀通過後，媒體自然大事報道和分析，比較少人注意到，主要媒體都會在網頁提供名單或是搜尋連結，讓市民可以查閱代表他的議員投的是贊成抑或反對票。在民主的議會制度，這有兩重意義：第一，選民在選舉中投票給某特定候選人時，可能未有考慮該候選人對安樂死的立場。工黨在 2024 年的壓倒性勝利更多地是反映人民對保守黨政府施政的不滿，安樂死在當時並不是一個明顯的選舉議題。 一個支持工黨的選民如果強烈地反對安樂死，他在下一次選舉中投票給誰時會三思而後行。

其次，理論上，在一個有爭議的重大議題，議會整體的投票結果也有可能是違反公眾的多數意見的， 選民有權知道議員是如何投票。

今次不是這種情況，議會投票前的民意調查顯示，公眾有75%贊成合法化。從多年來的觀察，我覺得大約在2020 年前後，英國公眾的意見已非常明確，贊成立法的浪潮已經到來。

醫生多不願動手

回溯2015年，下議院辯論並就輔助死亡立法進行投票。當日結果是一面倒地反對( 330 票對 118 票)。保守黨是當時議會的大多數，但投票結果也反映了公眾輿論仍有分歧。當年醫學專業團體是清晰而堅決地反對安樂死(包括醫療輔助死亡) 的。至 2021年9月，英國醫學會 (BMA) 經委員投票決定，將其關於安樂死應否合法化的政策立場從一直以來的反對改為「中立」。 這是基於 BMA 在 2020 年委託的調查結果。調查發現， 40% 的受訪醫生成員表示贊成BMA 應在公開立場上積極支援修訂法律，「讓符合條件的患者可獲處方以自行結束自己的生命」， 33%反對，21% 認為 BMA 應保持中立，6%未決定。這個調查還有幾個結果同樣值得注意：

-       如果是問個人是否支持合法化(而不是BMA 應否有正式的立場)，有50% 的受訪醫生會贊成立法，39%反對，其餘未決定。

-       問醫生自己是否願意以任何方式參與這個過程(指處方或提供藥物)？不願意直接參與的比例較高(45%)，只有36%願意參與。

-       以同樣的提問方式，如果「安樂死」是由醫生直接用藥令病人致死，贊成立法的醫生比例會從50%降至37%；願意自己動手施藥致死的醫生更只有26%。

多數英國醫生贊成立法，願意直接參與的卻是少數，是否矛盾? 不一定。這應該是因為不少醫生認同病人有權自決生命的最後一步，即使自己對具體地協助死亡仍有保留。

本地立場動搖？

英國安樂死立法的進程比香港醫學界的預期來得急促，我們似乎沒有什麼反應。無論是醫務委員會或是香港政府，本地一貫的穩固立場是：安樂死是非法行為，也不符合醫護人員的專業道德。這堅固的立場會否有被動搖的一天？從前官員回應立法會提問時，偶爾會強調，「安樂死在大部分先進國家及地區均屬於非法行為。」如今加、澳、紐、英先後立法，連同瑞士、荷蘭和美國等，「先進」好像都變成「激進」了。

 

（本文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立場。）

 

《信報》「生命倫理線」2025年2月3日。

 

（本文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立場。）

艾柯晚年想說什麼

艾柯活到84歲。他一生中三次應邀訪華，第二次是特大的文化盛事話題。那是2007年，他75歲。場合是一個跨文化國際研討會，主題為「治與亂」。主辦者是歐盟跨文化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是兩個合辦單位之一。

他的演講主題是後現代世界的戰爭，論述經典戰爭的邏輯在二戰結束後遭到了挑戰。自此以後，沒有戰爭是可以透過消滅敵人達致勝利與和平。戰爭不再是清晰的國與國之爭，從根本上是社會與社會之間的問題，現實中每一個人也無法擺脫後現代戰爭的陰影。致力於區域和平的人只能盡力傳播善意和了解，跨文化交流的意義也在於此。

這次訪華的前一年，他出版了評論文集Turning Back the Clock，書名副題Hot Wars and Media Populism (熱戰和媒體民粹主義)，反映出這段時期的關注。

我覺得很特別的是，這本書收錄了一篇文章（寫於2004年），其中談到他來到暮年對死亡的隱然恐懼。他在20多歲時放棄自小的天主教信仰，終生是人文主義者，但是在這兒他寫道：「在我死亡的那一刻，所有的經歷都會消失，這讓我感到痛苦和恐懼。…真是浪費，花了幾十年積累的（生命）經驗，一下子全丟掉了。這就像燒毀亞歷山大圖書館，摧毀羅浮宮，或者把美麗、豐富和睿智的亞特蘭蒂斯理想之城沉於海底。」人文主義者珍視人生𥚃的體驗、知識和智慧，文化知識可以傳承，一個生命的豐富內容卻是及身而歿。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8/1/2025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