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前我的一篇網誌題為《變馴》，寫香港；今天才讀到聖誕前「文匯網」一篇報道的標題：「大學教授公開辭職：拒絕馴化」，寫西北政法大學副教授諶洪果公開辭職。這段新聞《大公報》也詳細報道了。
他說，「辭職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拒絕歸馴化的生活。」
他在微博發布了《辭職公開聲明》，其中說「讓我們做溫和理性、善待權利的普通公民。」這條微博當晚在轉發近1.7萬次後被刪除。《聲明》又說，我的路越走越窄，進行教學探索和學術交流的空間也越來越小，如果繼續站在講台上，不過是自欺欺人，為苟且偷生而放棄自己曾捍衛過的原則和底線。
梁文道昨天寫〈政治在哪裡？〉，這一段令我有感：
很多朋友並不贊成他的做法，例如他的老師賀衛方。大家勸他的言語大抵都是叫他妥協一下，「守住陣地要緊」之類的話，一些友儕間都不陌生的說法。過去幾年，尤其過去這一年，我們都聽得太多太多。報紙記者要走，出版社編輯受不住氣，大學教授忍不住屈辱；我們都會彼此建議：「忍一忍，守住陣地要緊。你要是走了，豈不讓人得逞，將來你那處又少了一個好人」。只不過，在堅信韋伯關於學者之訓誡的洪果那裡，竟連「堅守陣地」這一說也是不對的：「甚麼叫做陣地？如此一想，不就把事情變政治鬥爭了嗎？我是個學者，教書做研究都會談到政治，但教書和研究本身不是政治工作。如我用陣地之類的思路來想自己去留，那和我所討厭的那些學院體制還有甚麼區別呢？」… 他不覺得自己激進，更不認為自己是在做甚麼政治反抗；他只是想做好一個他心目中的學者的樣子，可以專心教研，可以自由帶領學生讀書，可以自由參加學術活動。至於教的東西，讀的東西，和研討的東西會不會太過敏感，則完全無關宏旨。要緊的是學術有沒有它的自由與自律。
辭職有近因。去年10月，他在學校舉辦「公民自治與合作計劃」讀書會，兩周後被校方叫停。12月初，他來香港中文大學開完學術會議返回內地之後，被吊銷了港澳通行證。有線新聞報道，會議上有一環節是陳健民簡介「佔領中環」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