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教與吃人

在傳統中國，每個朝代都追求長治久安，儒生和謀臣提出各種長治久安之道，但是歷史上沒有實現多少長治久安。儘管如此，禮法秩序的傳統思想卻穿越時代發揮作用，十分長壽。

當前香港特區的長治久安之道，核心思想似乎是絕對不可以「亂」。善用法律利器制亂之後，或者會回歸傳統，重構禮樂？

重構禮樂是荀子思想的重要主題。他對「禮」的看法頗為合乎情理，在《禮論》提出，人生來自有欲望，想要的東西得不到就會追求，追求而沒有界限便互相爭奪，爭奪致亂，最終陷入困境。禮可以節約欲望，人的欲望受制約，行為受規範，才可以合群。

如何制約？不是靠個人知足常樂。荀子自問自答：「人何以能群？曰：分。」

「分」是身分、地位、角色。安守本分、不以下犯上、不可有非分之想，要區分尊卑長幼，這些全是以「分」為基礎。

對「禮」的重視，到漢代成為制度性的國教，之後主導政治和社會近二千年，直至清朝覆亡。五四新文化運動掀起，反禮教成為熱點，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是先鋒；吳虞（1872-1949）受啟發，寫成一篇〈吃人與禮教〉，1919年11月在《新青年》刊出，風行一時。

文章劈頭便說，讀了〈狂人日記〉不禁想，「我們中國人，最妙是一面會吃人，一面又能夠講禮教。吃人與禮教，本來是極相矛盾的事，然而他們在當時歷史上，卻認為並行不悖的，這真正是奇怪了！」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4/9/2024刊出。

書生兩種

我在重新閱讀中國禮教思想，但有些心野，首先想起傳統中國的書生，因為傳統上「知書識禮」是「有教養」的基本：女性知書識禮可以為「淑婦」；男性知書識禮是考功名的起步，都很實在，不是抽象的理想。

書生常被與「士」等同，我看是有分別的。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論語．泰伯》) ，可不是立志做個書生。那麼誰是書生？或者可以從自稱書生的詩句入手。

清代黃景仁有〈雜感〉詩句傳誦至今：「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書生多遭世人白眼，不是風生水起的「知識分子」。黃景仁是黃庭堅的後代，四歲喪父，但母親把他教養得很好，十六歲考童子試，三千人中名列第一。乾隆時得任官職，但全無官運，窮得要跟戲班粉墨登場維生，更為避債遠走太行山，34歲死於肺病。他留下一千多首詩。

「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是鄧拓的詩句，在1960年5月游東林書院時有感而發，感慨知識分子在1957年反右運動受迫害。反右運動前一年「大鳴大放」，全國報刊都要積極參與，鄧拓是《人民日報》社長，卻決定讓《人民日報》保持沉默，不隨笛起舞，結果被毛澤東指斥為「書生辦報、死人辦報」。文革前夕再被算帳，自殺於家中。

另一詩句「文章滿紙書生累」，是他在1959年離任《人民日報》社長時，在社內舉行的歡送會上念誦的。書生是一種會因文章受累的人。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1/9/2024刊出。

 

「禮」的啟蒙

初中性教育教材招來一陣社會討論，很快就回復風平浪靜。教材中「合乎情禮的親密關係」的主題，觸發我稍為完整地閱讀中國禮教思想的來龍去脈，倒是讀出了一些味道來。這並不是一個枯燥乏味的題目呢。說不定整理一下，可以「拆細」，逐些在這兒分享。

在這之前，回想起自己最初對「禮」的認知，是從何而來的呢？肯定不是「發乎情，止乎禮」，因為小學中學都沒有接受任何性教育。那個年代也沒有「中國文化」課程。

關於「禮」，小學和中學階段各有四個字深烙記憶。我讀過兩間小學，第一間是昔年位於深水埗大埔道70號的香江書院附屬小學，校歌用國語（今天的普通話）唱，是我第一首能全首唱誦的歌，也是第一次使用國語。歌詞起頭很「陽光」：「偉哉香江，雄踞南方，龍蟠虎踞，金光太陽」；中段有一句「禮義廉恥，四維是（或始）張」，琅琅上口。初識「四維」，那是6、7歲之間。

中學讀喇沙，是很好的英語環境，但我喜歡中文多一些。因為討厭中史科要死記，中四選地理棄中史，但不知幾時記住了「禮者，理也」四個字，也不知道從何而來。

古文（特別是中國哲學）常以形音相似的字互相注釋和擴充意涵，是有趣的「右腦」聯想式思維。「禮」真的就是「理」？啟蒙時當然不會問。其實宋代理學主張「禮即理」，並不是說禮節本身就是「理」，比較近乎說「理是禮的根本」。這也可以追問下去的。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8/9/2024刊出。

反禮教的時光隧道

翻閱蔡尚思《中國禮教思想史》（中華書局，1991），像走進了一條一百年長的時光隧道。書成於1989年，作者八十多歲高齡時撰寫這本書，前一年他剛從上海復旦大學副校長職位退休。這是不忘初衷、一以貫之的心血結晶。

說是不忘初衷，因為他的少年時代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時期，26歲在武漢的華中大學任教時，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日後信服唯物史觀和范文瀾對中國歷史的論述。儘管自己做學問是從讀破萬卷古書入手，他研究中國歷代政治思想時，全是採用特定的史觀過濾，下筆批判。半個世紀後，去到八十年代，他依然認為反禮教是重要的課題。這部思想史批判中國傳統禮教，從先秦起，一路批判到宋元明清，有時近乎撻伐。

反禮教的思潮可以追溯到清末，以下一百年是主流顯學。高潮是文革初期「破四舊」，然後「批林批孔」，什麼禮什麼教都是十惡不赦。因為蔡尚思本身反禮教，在十年文革似乎沒有受到很大的災劫，但是積累三十多年的研究材料全被當作舊社會的腐朽垃圾東西，灰飛煙滅，文革後要重頭著述。

反禮教對他至關重要，老來著書立說有十足的學術自信。可是時代變遷很快，當今我們置身於重建儒家與法家社會秩序的中國，中華文化要弘揚，不可妄自菲薄。特區的性教育注入「情禮」觀念，可能也是順應潮流。

近日讀到，現在學術界有人倡議建設「新禮教」，也有人嚴肅批評蔡尚思了。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5/9/2024刊出。

 

 

「禮」的現代翻譯

初中的性教育試圖糅合中國傳統文化「約乎禮」的觀念，我覺得難有效果，也難清楚解說。這並不是繼承了五四至新中國的反禮教「進步」思想；相反，用時下流行的說法，我有一段很長的時間，頗為「浸沉式」閱讀中國傳統文化，其中一些成為生命的一部分。

說「禮」，會先想起《論語》「克己復禮為仁」，但孔子說「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難道禮就是形式上的禮？孔子又說，孝順父母不只是供養，「不敬，何以別乎？」由心的「敬」才是最重要的。

這樣說，何不直接教同學們尊重自己喜歡的人，尊重自己的身體呢？性教育課程本來就是這樣教的，不過在此之上，又兼教避免親密行為、禁欲，進一步要堅持拒絕婚前性行為。抑或應該說，拒絕成年前的性行為？這怎樣連結到「約之以禮」？就開始糊塗了。性行為本身是否很容易違禮？不同朝代的答案可能也不同。

把「禮」翻譯給廿一世紀這個中國南方的國際城市，可能嗎？在傳統學校與國際學校講授「禮」，要不要用不同的語言？如果「禮」只適宜向DSE學生講授，並非普世價值，那有什麼了不起？

在現代倫理學，可能會教授「尊重自主」、「利害損益」。「自主」也需要翻譯，並不是「想做就去做」。怎樣尊重自主，不是其理自明的。

執筆時，想起早前從舊書義賣購得蔡尚思《中國禮教思想史》（中華書局，1991）。禮教是什麼一回事？好像是時候讀了。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2/9/2024刊出。

 

 

拆解「人造子宮」爭議

去年9月下旬，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諮詢委員會開會審議人造子宮的人類臨床試驗，並沒有作出決定。這是很有爭議的新技術，無論從科學或倫理角度都需要謹慎審視。

學術界和社會上的討論熱鬧了一輪，然後靜觀FDA的決定。今年中一度傳聞7月底就有決定，然而沒有，又傳說會在秋季揭曉。我估計這會獲得批准的，現在是合適的時候了解與它有關的爭議。

美國、荷蘭、加拿大、西班牙都有研究團隊在動物進行了試驗。他們開發的技術各有不同，不一定「人造子宮」，有些是「人造胎盤」。

目的都是一樣：在極早產的胎兒，例如在25周前，因為器官功能(特別是肺部)未發育，使用傳統深切治療的呼吸機和培育箱效果不佳，甚至可能導致併發症和損害。人造子宮(和人造胎盤)背後的想法是，索性不向肺部輸氧，用體外加氧的血液循環繞過心肺，並讓胎兒在類似羊水的bio-bag(「生物袋」)液體環境中繼續發育。在目前的研究，人造子宮是過渡性的，例如培育一兩個月，等器官功能發育得較成熟，就轉回傳統的深切治療。

去年9月，率先向FDA提出人類臨床試驗的團隊，正是費城兒童醫院(Children’s Hospital of Philadelphia，簡稱CHOP )的科學家。他們從2017年開始用早產羔羊進行人造子宮，逐步改進技術，成功讓早產羔羊存活了四個星期。在此期間，於觀察下羔羊似乎發育正常，也會長出羊毛。因此，他們相信，技術已經成熟，可以在早產嬰兒進行人類試驗。

顛覆世界

全球每一年有數百萬早產兒出生，這種創新的醫療技術必將造福人類。 那麼為什麼會有爭議呢？

醫學科學家認為，其中一些擔憂或爭議只是來自有如科幻電影情節的想像。例如電影製片兼生物技術學家哈珊（Hashem Al-Ghaili）製作了一段以「人類農場」為概念的科幻影片，想像未來的人類會用千個類似子宮的透明艙孕育胎兒，場面壯觀，也讓人駭然。這樣的科幻想當然是反烏托邦(Dystopian)。進一步，有人預見人造子宮科技最終會與在實驗室中培育胚胎的技術相結合，可以基因改造、選擇人工孕育的胎兒，甚至用幹細胞和克隆技術(Cloning) 取消從精子和卵子開始受精成孕，整個人類生殖景觀將被完全顛覆連根拔起。

對於全面應用人造子宮於人類生殖，熱中創新科技的超級富豪如馬斯克樂觀其成，表示比起擔心新科技，我們應該更加擔心「人口崩潰」(Population Collapse)，即是因出生率下跌和人口老齡化使全球人口劇跌、經濟一蹶不振。有人熱情地預測，不出半個世紀，人造子宮大量普及，未來出生的嬰兒中也許有一半（至少在發達國家）將由人類子宮技術產生。女性亦不需要（或不被需要）負責生育孩子，這樣的願景令人疑幻疑真。

危及孕婦

對此，各大團隊的醫學科學家強調，研究的目的與從胚胎階段開始繁殖嬰兒完全無關。它的嚴格目標是挽救生命和改善早產兒存活率。

儘管如此，仍有嚴謹的倫理學家提出，人造子宮技術若要進入人體臨床試驗，必須回應幾方面的疑問。一、科技是否真的已經成熟？用人造子宮養育健康的動物胎兒，與用來救治有生長異常或困難的人類早產胎兒可能是兩回事。二、你怎樣篩選受試者？畢竟目前的常規深切治療也可能獲得良好結果？會不會誤導了受試者，用人造子宮反而害了胎兒？

如果說，只要篩選極早產的個案就好了，例如在23周以前，反正常規深切治療的結果很差，試用人造子宮，「死馬當作活馬醫」，沒有什麼損失，不就可以了嗎？

這卻令關注婦女的倫理學者更不放心。一來應用人造子宮需要剖宮(Caesarean Section) ，而剖宮在懷孕早期的風險比常規的剖宮手術要大得多，可能危及孕婦健康。更大問題是，23周以下生產的嬰兒出現併發症和發育缺陷的風險很高，邀請她們參與人造子宮試驗是無形的道德壓力，說是毋妨一試，變成「怎可放棄」。

孕婦的生育自主權包括人工終止妊娠(合法墮胎)。在美國，經過特朗普政府時期婦女生殖自主權利的嚴重倒退，使自由主義的倫理學家更加警惕。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2024年9月16日

 

 

性教育與意識形態

談到性教育，每個人都有些見解。有些見解基於知識，更多是基於自己的價值觀和道德直覺。在今天的香港，更多了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影響。

怎麼說？純就效果而言，過去通識科的框架其實比較適合用於性教育，因為可以多角度討論，容許一些開放性，不同的學校（例如教會學校、不同文化背景的中學）也較容易調整。通識教育本來是重視多元和自由討論的教育，並不是教人放任肆意地自由。但是當通識教育被政治污名化，取而代之的公民教育框架特別重視灌輸「正確」的思想和價值觀，在設計課程上，很容易走向「統一思想」的方向。例如把「合乎情禮」用作性教育的綱領，或者就反映了這樣的思想（統一價值觀是好的）。

隨之而來的發展是揉合中國傳統文化。這衍生一個問題：中國文化的性觀念是以甚麽為準？孔子？宋明朝的理學家和道學家？傳統中國社會有沒有一以貫之的性觀念？

以性同意年齡為例，我在澎湃新聞讀到中國政法大學羅翔教授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在民國初期，合法性行為年齡定為12歲以上，這被認為過低，借鑒西方之後，在1928年提高到16歲，卻又有人質疑太嚴，因為農村與都市的實際情況也不同。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立法者決定將性同意年齡定為14歲，沿用至今天。作者提出了一些改進的主張。

一國兩制，香港應該保持以16歲為界線，但也要有一點認知：在國家法律，15歲也有相當的自主。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9/9/2024刊出。

 

情禮，情理

新一學年開課前夕，初中公民、經濟與社會科（「公經社」科）有關性教育的教材被議員指不合時宜、未能追上現代社會發展，教育局刊登文章回應指評論並不正確，解釋說，性教育是德育及公民教育的重要一環，藉以幫助學生建立尊重他人及負責任的正面價值觀與態度。這兒的關鍵詞是「價值觀」。

公經社科在2021年出世，取代被取消的通識科。今年中三級的教材有性教育單元，以「合乎情禮的親密關係」為主題，有中國文化特色，一方面肯定嚮往親密關係是自然的發展（發乎情），另一方面提醒學生必須謹守規範（止乎禮）。關鍵詞是「合乎情禮」。

發乎情，止乎禮義，出自《詩經．大序》，我個人喜歡《詩經》，但懷疑用文言文來教初中生建立正確的性與親密觀念，是否有效和合宜的框架。

性教育與一般的價值教育不同。它是跨科際的，涉及生理、情感、法律、倫理、醫學。在初中，性教育有額外的挑戰：青春期的騷動不馴，對成人世界的不服氣以至不甘服從，令單向的自上而下的道德價值灌輸事倍功半，甚至牛頭不對馬嘴。這件事不能簡化為灌輸正確價值觀的道德任務；更不要貪心地「法乎上、取乎中」，把調子提高到文化理想中的「禮」，順便灌輸傳統儒家思想。

回歸基本情理比較好。「相約打羽毛球」被國際媒體取笑，不必太介懷，「有則改之」是古訓。更重要的是借此想想，香港是怎樣與世界的常情常理漸行漸遠的？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6/9/2024刊出。

 

回歸前長者說香港

長者朋友張文達在2003年去世，晚年旅居香港，住得舒心，也有感情。近期重讀他的文章，有點著意看他在97回歸前怎樣說香港。

《忘憂草》有一篇寫於回歸前不久，談50年代新中國的「進步人士」，「有一些人在政治運動中表現『左』得出奇，比共產黨還要『進步』，還要『左』。這些人的心理狀態可分兩種，一是『邀功』，也就是『邀寵』，另一是保護自己。」他寄語，「希望香港的親中人士千萬不可學這類人的樣，不要討好爭寵，要立得正、站得穩，以香港人的利益為依歸，不要做牆頭草。」

〈苟安自得〉一文觀察當時香港社會的苟安心態。「有條件移民的絕大部分已經走了，留下來的人對未來的香港心存恐懼而無可奈何，苟安心態由此而來。」另一方面香港社會依然「自得」，充滿活力，作者說，這和苟安並不矛盾，更是奇妙的結合。他希望回歸以後，中央實現諾言，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政策上實行放鬆，「則香港人的苟安心理可以消失，活力繼續發揚。」文章結語：「既然說香港是一隻生金蛋的鵝，就切不可使出種種辦法使這隻鵝變成呆頭鵝。極左派最慣於使用這種辦法。但願上帝保祐香港！」

連寫多篇稿憶記長者，始於網上讀到胡文飛寫〈趙樸初與民進會員張孝權的世紀情誼〉。「人民政協網」新近轉載了這篇文章，看來是是對長者(本名孝權)愛國心的肯定。若然，這兒引述他對香港的寄望並非不合時宜，更不是事過境遷。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3/9/2024刊出。

 

 

寄身他鄉是羈旅

接連寫了幾篇已故長者朋友張文達，又重讀了書架上他的散文集，想起昔日在他家中聽他隨意談歷史與世事，多在90年代回歸之前。他經歷苦難，閱世深，看政治目光如炬。他對國家民族有深情，心靈深處是江南，那是文學中的江南，更是自己少年成長的記憶。晚年他在香港度過20年，有文章說此心安處便是吾鄉；然而又有文章從柳永詞寫「羈旅」，說一個「羈」字令人百感交集。「羈旅」是寄身他鄉。他在香港是羈旅。

這兩篇文章都收入1993年出版的散文集《忘憂草》（台灣：大川出版社）。後一篇〈羈旅之思〉最後一段說自己祖籍湖南但心中的故鄉是杭州和上海。抗戰勝利後他從四川回杭州，母親早已去世，祖母還在，仍有一個「家」；再過幾年重返，祖母也去世了，弟妹他遷，訪故居人事全非，身在故鄉卻似羈旅。他說，這大概是工業社會不可避免的情況，安土重遷已經被打破。

然後筆鋒一轉：「人們習慣於流動，只是我們這一輩人的情況有些不同，完全是被動的，或者可以說是上天(即命運)的安排吧。我不知道現在由香港移民去外國的同胞有沒有故鄉情，會不會起羈旅之思……。」

重讀這一段，在30年後今天的香港，別有滋味。

先前我說1991年出版的《微念滄浪》選篇謹慎，全書沒有觸及「六四」，也沒有觸及香港回歸前的焦慮 (〈縱筆觀世變〉，8月25日)；但是《忘憂草》有數篇文章對香港回歸有感，下篇談。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31/8/2024刊出。

 

 

香江夢痕

書架上有7本已故長者朋友張文達的散文集，昔日初讀時最喜歡《牛棚雜憶》（與季羨林回憶文革的書同名），近日重讀，有感於心的是《香江夢痕》，這不僅因為書以香江為名。

在書序中，作者引述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白居易原文是「歌詩」）合為事而作」，說自己服膺此說，書中的文章多有感而發。書序寫於1996年6月。他說文章即使是回顧過去，也不忘掉現在。「歲月之逝有若落花流水，但他日回顧起來，或者可以如魯迅先生所說，若流星之閃爍吧！」

〈一聲河滿子〉一文記述收到16年未通音問的世妹的信。她是民初教育家朱經農的女兒朱文曼，作者妹妹的大學同學。朱經農留學日本和美國，與胡適是朋友，國民政府時期曾任湖南教育廳長十年。朱文曼在信中說，「我覺得你的文字藴含著太多的痛苦」。但朱的一家其實在新中國也經歷了很多。

信中抄錄一首短詩，詩的作者在解放時已是一個副教授，主動積極申請參軍，但「由於我們都能想到的原因，他一生都在新疆當教師」。

詩用英文寫成：「My race is run, /My best is done, / I’m not sorrowful. // But only tired of /Everything that /I ever dreamed of.」中譯：「我的賽程已終／我的全力已盡／我不感到憂傷／但卻僅僅倦於／曾執著追求的／我的全部夢想」。

時代夢痕大概常是新舊相疊的。舊的墨迹淡去，新痕也漸成舊迹。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8/8/2024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