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創傷

讀著陶東風文章〈見證文學：作為一種政治－道德擔當的創傷記憶書寫〉，我想，我們應該對文化創傷（cultural trauma）有一點認知，因為沒有一個社會是對創傷免疫的，如果官民都無法或無意梳理，創傷掃在地氈底，會成為個人和社會的隱疾。

陶東風現為廣州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廣州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他引用耶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Jeffrey C. Alexander對文化創傷的界定，很鮮明：「當個人和群體覺得他們經歷了可怕的事件，在群體意識上留下難以抹滅的痕跡，成為永久的記憶，根本且無可逆轉地改變了他們的未來，文化創傷就發生了。」

在西方，例子是二戰中的納粹大屠殺。戰後出現無數「見證文學」，猶大人與其他倖存者的書寫是有力的文化記憶；在中國，例子是文化大革命，見證文學包括「知青文學」、「傷痕文學」、「懺悔文學」、「歸來者文學」。書寫本來是療癒文化創傷的好藥方，可惜最終只能「往前看」，未能對歷史徹底反思。

陶東風說，中國的見證文學是「思痛文學」，作者是覺醒者，因此這也是「醒悟者文學」，不覺醒就不會思，甚至也不會覺得痛。

他引述巴金：「五十年代我不會寫《隨想錄》，六十年代我寫不出它們。只有在經歷了接連不斷的大大小小政治運動之後，只有在被剝奪了人權在『牛棚』裏住了十年之後，我才想起自己是一個『人』，我才明白我也應當像人一樣用自己的腦子思考。」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3/5/2023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