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合？

昨夜有宴會，近午夜才回家，輕輕開門怕門聲弄醒家人，房間卻仍見燈光。妻見到我，有點沒頭沒腦地說，哎，你害我全屋找來找去找不到。

我一愣：全屋找我？

原來在找一本書，羅孚編的《香港的人和事》。我說我把書帶到辦公室去了，你在家當然找不到。

日前一篇帖文寫「巧合再讀胡菊人」，我談到，在書展買了一本《香港人之香港史》，隔天在家拿起來讀時，卻擺烏龍拿了另一本書《香港的人和事》。在帖文中我說：「《香港的人和事》…是近十年前購的，放在家中書几下面這些年，昨天不知如何自行現身了。」

妻讀我的網誌恍然而悟。她要看一些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化界的資料，特意找出這本書，預備翌日得空暇時閱讀。今天早上起床，書就不兒了。

「什麼『自行現身』？那是我從書櫃取出來的啊！」她說。

「書不會自行現身，也不會自己躲起來？事必有因，不是巧合啊。」我喃喃自語。

她反而覺得巧合得緊。

這也是。試想一下：

-     我剛巧在整理「大夫小記」舊作，重讀了「給長輩的信」對胡菊人的致意；

-     妻剛巧從書櫃取出《香港的人和事》這本已經放得有些發黄的舊書，書裡有一篇胡菊人的舊文章；

-     我剛巧在書展買了另一本書，兩本書同是Oxford出版、書名也相似；

-     我搞錯了，舊書當新書，卻因而讀到胡菊人的舊文章；

文章恰巧預言了今天香港的身份迷惑與與不安！

胡菊人記述徐復觀

在羅孚編的《香港的人和事》書中，胡菊人寫的一篇是記述徐復觀在香港生活的片段。他寫的是徐復觀，卻也是在記述香港的獨特性。這不單是憶昔感懷，更在提點香港人珍惜香港這點獨特性。文章是十七年前的文章，在香港今時今日的情景細讀，有一瞬間我為之汗毛直豎。

徐復觀 (1903-1982年) 的生平有傳奇色彩，從網上文章(韓三洲：〈新儒家徐復觀的傳奇人生〉)可見一斑。他算是現代「新儒家」，但並非書齋裡的哲學家。出生在一個貧苦的耕讀之家，八歲才跟從教私塾的父親讀書，後來畢業于武昌第一師範，進了湖北省武昌國學館潛心研讀古史經籍。26歲受政府資助赴日留學，涉獵政治、經濟、哲學，視野大開，卻因抗議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被拘留，後退學回國。抗戰時，他進入政治中樞，當過蔣介石的隨從秘書，更有過陸軍少將軍銜。41歲，在重慶勉仁書院拜見熊十力，受到熊「亡國族者常先自亡其文化」之言啓發，因而回歸中國文化的研究。抗戰勝利後以陸軍少將退役，致力於寫作、教學與學術研究。1949年他南來香港，創辦政治學術理論刊物《民主評論》，成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現代新儒家的主要輿論陣地。

據胡菊人記述，徐復觀雖在香港辦《民主評論》，但長期在台灣居住和教書。真正以香港為家，是在1969年以後。他在台灣東海大學教書十多年後被逼退休。東海是美國基督教會辦的大學。董事會不滿，指「學生受洗的所以少，是因為牟宗三、徐復觀講中國文化的關係。」在政治上，徐復觀亦因與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主義多所交往而惹上麻煩。當時他在台灣「實在是處於一種困難的境地」。

《民主評論》的創辦是得到蔣介石的支持，但堅持民主自由，對國民黨有所批評，主張它應「由反省而更生」，這便被國民黨的保守分子視為眼中的砂石。

徐復觀與蔣介石有淵源，又立足於民主自由反共，卻與在香港負責統戰的共產黨人羅孚(就是《香港的人和事》的編者) 交往，「怡然自在」，成為互相信任的朋友。胡菊人說，「徐、羅交往固然只可以在香港發生，《民主評論》之在香港出版，亦有特殊的時空意義。只有香港有這樣的自由空間，能成為海外華人的文化輸送中心。」

文章的最後三句是這樣的：「這種自由，在台灣是到八十年代後期才有的，徐先生已不及見了。我之特別標示這一點，是要說明徐先生與香港有這樣密切的關係，乃在於香港有充份的自由。這是香港最珍貴的特質，希望永遠不要失去。」

胡菊人這篇文章在香港回歸後第五個月寫成。

巧合再讀胡菊人

生活裡有些巧合是特別奇怪的。在書展最後一天的最後時段，我擠進Oxford出版社隨意買了書，一本是詩人北島的訪問錄《古老的敵意》，另一本是蔡榮芳的《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昨天在家先隨手翻翻後者，讀得兩頁，咦，怎麼書頁舊到微黄，屝頁見到輕微水迹，內頁更有書籤的脫色。心中嘀咕：Oxford怎麼也在書展賣倉底貨？

原來自己擺烏龍，手上捧著翻看的是另一本Oxford的書，羅孚編的《香港的人和事》，1997年出版，應是近十年前(也是書展) 購的，放在家中書几下面這些年，昨天不知如何自行現身了。

將錯就錯，這便隨手揭揭，揭得兩揭，咦，裡面有一篇是胡菊人寫的。

巧合是，這兩天在整理「大夫小記」的舊作，要選一篇上載，來到2010年4月，選中的是記述在港台節目環節讀一封「給長輩的信」。我公開向其致意的那位長輩，就是胡菊人，早一天才費功夫在電腦找出「給長輩的信」的原稿！(見前篇「選一篇」帖文)

還有奇妙地巧合的是，胡菊人寫的是徐復觀在香港生活的一段日子。徐復觀先生在1982年去世，我是在1982年回港的。回港之前，有一段時期想過修讀中國思想史，曾經探問有無可能到新亞研究所跟徐先生問學，但聽說他有病在身，打消了念頭。

給長輩的一封信【「選一篇」： 2010年4月】

很多人聽過香港電台「香港家書」，未必有那麼多人聽過「給長輩的信」。「香港家書」在形式上是寫給朋友或親人，但內容多涉及社會時事和政治，其實在是借「家書」向普羅聽眾講述一些公共事務觀點。「給長輩的信」則是港台第5台「耆力量」節目的一個環節，比較近似個人書信，嘉賓可自選一位敬重的長輩，經大氣電波讀出內容，公開致意。

港台讓我寫和讀其中一封給長輩的信，我很高興。真的，到了這人生階段，我會回想那些曾經影響過自己人生方向的人和事。應當致意的自然不只一人，此時此刻就是想起身在温哥華的胡菊人先生。

相識三十多年，我一直以為胡先生只比我年長「半輩」(十五年以內我算作半輩)。網上看資料才知他生於1933年，真是「長輩」了。

信在2010年5月1日「出街」。網上也可以聽到。

【2010年4月25日〈大夫小記〉，經删改】

附錄：給胡菊人先生的信

胡先生：

近年身體健康還好嗎？好幾年沒有通信，現在執筆，竟然有點不知怎樣稱呼了。記得七零年代，我最初從美國投稿《明報月刊》和寫信給你時，稱你為「胡先生」，後來就變成「菊人兄」，不知這是自己年長了還是隨便了。現在香港電台這個節目給我一個機會，向你表達遲來的感謝，我覺得好像又回到大學時代，而你又變成在遠方的「胡先生」了。

你在1968年開始主編的《明報月刊》，我在74年留學之後才定期閱讀。從投稿開始與你通信，在我而言，是一個特別的人生階段。當年還是文化大革命時期，透過你編輯的許多文章，我接觸到那些被批判的中國傳統文化和人文思想。

回頭看，我投的稿並不成熟，亦不算很有獨特見地，猜想你或者是為鼓勵年青人，才予以刊登。有一次，我寄一篇稿給你，內容是批評台灣現代文學作家王文興的小說《家變》，我認為他的文字創新徒具形式，牽強造作，而且破壞中文之美。你回信時，並不為王文興作辯解，反而是附上一些中西書目，提示我現代文學和文學批評是一個我尚未真正認識的學科世界。

最終我也並未真正進入那個世界，但你讓我學會了在學問面前謙虛。

我在1982年回港，恰巧好你在早一年與陸鏗先生創辦《百姓》半月刊，邀約我寫「百姓醫生」專欄，這也為我開了另一道門。後來我在《明報》副刊寫醫事專欄，都是從《百姓》那兒開始的。

近幾年我的寫作不再限於醫療題材，特別在思考中國傳統與現代世界的一些矛盾時，彷彿也會見到你的身影。

大家都說香港人口在老化，我卻覺得香港的記憶在年輕化。在網上能讀到的關於你的訊息已經很稀少。故此，我就借這個機會跟你說一聲多謝，感謝當年對我的啓蒙。如果可以再貪心一些，我還要代香港和中國向你說一聲多謝，感謝你在那些年月傳播中國文化和現代精神，也感謝你為香港人和中國人樹立獨立的知識分子的人格。

祝你和劉美美嫂在温哥華那邊身體健康，生活安好。

看見大白象

   聽過林煥光演講，感覺他有內功，雙目精光湛湛，說話往往意在言外，言詞温和卻暗露鋒茫。這次他面對反國民教育科的波濤，露了一手，很有本色，三言兩語就令記者莫測高深，sound-bite照錄，也只得其形，不識神龍的首和尾。

   記者問：「面對7．29遊行，課程會否撤回重新諮詢？」答：「如果社會整體都覺得係咁（反對），都無話可說啦！」

   記者再問：「何謂整體反對？」答：「政府見到隻大象的時候，就會知道那是大象；若聲浪真係去到咁嘅地步，政府應作適當決策。」

   隨後兩天，人人也在談論這隻大象，你有沒有想到一個問題：為何會是大象？要喻意「見到自然知驚」，為何不是獅子，又不是鯊魚？

   我不能猜度他的心思，但馬上聯想到，這是「瞎子摸象」的相反。

   怎麼說？瞎子只能摸象，政府可不是瞎子！此其一。全城紛紛擾擾沸沸揚揚，其實都是你執象尾我摸象腿，你看見大象了嗎？現在就要政府撤回國民教育科，憑什麼？就憑你手執的象尾嗎？

   我也還沒有看見大象，可能周日下午要去維園走走，看有沒有大象出沒。

   昨夜夢迴，倒是隱約見到神枱上供奉著一隻瓷造的大白象。白馬非馬，白象非象，政府是否看不見這隻大白象？

小圖片：兩個胡思杜

從網上擷取的兩張「胡思杜」的照片：一張是家庭照，剪下與父親胡適的部分。年輕人隨父親在外國生活過，有點洋氣，有點胖，和無憂；一張穿解放裝，1949年獨自留在國內，這是與離國奔美的父親劃清界線之後的胡思杜，沒有了年輕時的脂肪，眉宇間刻著時代的沉鬱。

胡思杜的死

從「胡思杜」名字的由來，令我對他的自殺好奇起來，但原來資料就在手指頭。英語說at your fingertips，還要用手指的眾數，才能手到拿來，但現在只需一根手指， click一下便找到資料。

胡思杜是胡適的小兒子。他是在1957年死的。1949年，國民黨在內戰失利，勢將崩潰，胡適攜家眷離北京赴美國，胡思杜堅持留在中國。

與那個時代背景相近的不少青年一樣，胡思杜迅即與反動的父親劃清界線，「大義滅親」，痛罵「美帝國主義走狗胡適」，受到表揚，並於華北革命大學學習結束後，分配到唐山鐵道學院馬列部（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思想基本理論教研室）出任歷史教師。

1957年，全國 「反右」運動興起，胡思杜主動地給他所在院、部領導提出多種改革建議，學院領導視之為犯上作亂，在《人民日報》發通訊，指胡思杜「使用卑鄙手段妄圖奪取學校領導權」，更特別注明胡思杜是「胡適的兒子」。

胡思杜一下子由擁護中國共產黨的積極分子，成了「賣國賊」、「胡適的餘孽」，和「妄圖篡奪革命領導權的階級異己分子」。他多次被拉出來示眾批鬥，最終被學院定性為「向黨進攻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胡思杜對為何自己早已跟父親劃清界線但仍遭受無情處理茫然不解，精神崩潰，上吊自殺，年僅37歲。

他有遺書給一位堂兄。遺書只剩下殘存的一角：「（希望你們努力）工作，好好學習，為社會主義立點功」。他把自己所存「五十一元也留給你們」。

以上資料來源是2011年4月29日「人民網 -- 文史頻道」。「人民網」是《人民日報》建設的網站。這個有關胡思杜之死的故事，應是官方網站已認受的版本。官方媒體也開始面對那一段歷史了。對不起，我還是聯想到我們特區心大心細的「國民教育」。我認為國民教育可以從「五四」和胡適開始。

胡思杜是誰？

 我本來不知道胡思杜是誰。不但不知他是誰，連名字也未聽過。是讀了《亞洲週刊》寫胡適的專題文章(見日前〈堂堂小溪〉一文) ，注意到記者訪問李敖談胡適，有這麽一段：

「美國有一段時間對胡適不錯，所以共產黨要打擊胡適，消滅胡適思想，後來他小兒子胡思杜都自殺了，胡適生前也知道他兒子死了。」

一個白頭人送黑頭人的故事，而且起因是政治糾結。

這也沒有放在心上。但昨天在書展北京大學出版社攤位購得《歐陽哲生講胡適》，隨手一翻，竟然便讀到這一段：

「為了表示對乃師杜威的思念之情，胡適將這年12月17日出生的小兒子命名為“思杜”。」(頁106)

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是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追随的哲學老師，後來成為亦師亦友的關係。

「這年12月17日」是指1919年，是「五四運動」發生的年份。杜威在這一年4月30日來華巡迴講學，至1921年才離開。

胡適這樣敬愛杜威，他的小兒子剛巧在乃師訪華時出生，又給取名“思杜”，這必定是他特別疼愛的孩子。我對胡思杜之死好奇起來了…。

【圖：胡思杜( 左一)小時照片。來源：Hudong.com】

書展尋書

今年無端又想起去書展，親友左右皆勸阻：「免了罷，現今書展不是書展，倒像年宵市場年晚散貨。」

但我打定了主意，更想好在展期最後一天取假，一大清早進場，應可避開人潮？

颱風也來勸阻。昨夜十號風球，早上起床仍掛八號。

午前改掛三號，囫圇嚥下午飯，驅車去會展。

沒有特定的書要尋，在主場館也不想亂逛，就挑五六個像樣的攤位，看有什麼像樣的書。逛了兩小時，走不動了，不是雙腿走不動，是擠得走不動。

正待離去，忽然想起，怎麼沒見到一本寫胡適的書？書展不會讓胡適缺席吧？胡適與北京大學有深厚淵源，我鑽進北京大學出版社的攤位，果然尋到一本：《歐陽哲生講胡適》。

這是歐陽哲生教授以胡適為主題發表過的一組演講、論文的結集，很有焦點也寫得很細。

明天要早起，這兒就此打住，明兒再談。

堂堂小溪

八號風球，不介意在風雨聲中讀一篇稍長的文章吧？

這是近日讀到的一輯專題文章，至為精彩。寫胡適，在中共十八大舉行的前夕，呼喚善用「胡適的思想資源」。(《亞洲週刊》7月29日)

胡適晚年愛吟誦宋朝詩人楊萬里的這一首詩：

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

等到前頭山腳盡，堂堂小溪出前村。

胡適的思想是這一道不撓的小溪。歷史轉折、政治批判，到頭來阻擋不了小溪，堂堂正正地流注到我們今天的生活世界。

胡適的思想有什麼了不起？要抬舉到關乎中國未來的思想資源這個高度？

十年文革浩劫之後，中國從廢墟中重生。改革的方向，緣自一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很多人以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鄧小平復出後提出的，其實不是。最先是南京大學教師胡福明撰寫了一篇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文章，投稿去《光明日報》，經多次修改，官方改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由《解放軍報》等各大報章向全國發放，引起激烈的爭論。鄧小平肯定了這這說法，以此作為改革開放政策的理論依據。這是1978年。中國從此開放改革。(參考：http://www.rthk.org.hk/chiculture/china50years/years1970_epi149.htm)

這與胡適有什麼關係？《亞洲週刊》文章道出因緣：當「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高唱入雲，學者覺得「實踐檢驗真理」的說法似曾相識，卻不知典出何處。中央黨校的智庫教授和學者在馬列及毛澤東著作中地毯式搜尋，「掘地三尺」也一無所獲，偏偏沒想到在幾十年前胡適的《杜威先生與中國》書中，早已寫著：「一切學說與理想都須用實行來試驗過：實驗是真理唯一的試金石。」

普林斯頓大學周質平教授在去年發表文章紀念胡適「120歲生日」，也提到鄧小平與胡適的「不謀而合」。我看這並非不謀而合，是那位南京大學教師胡福明用功讀了在極左時時被禁的胡適的著作。胡適的思想真是救國的泉頭活水。

周質平慨嘆，「而今我們回看1950年代對胡適思想的批判，無非只是一個政權集全國之力，對一個手無寸鐵的知識分子，進行長達數十年的誣衊和歪曲。但有趣的是被批判的，不但不曾被打倒，反而浴火重生。胡適思想在上世紀80年代和中國人重見的時候，他的自由、民主、科學、理性、溫和，再度成為中國思想界久旱之後的甘霖。當政者費盡心機要打倒，剷除胡適的思想，結果卻把一個在五四時期『應時之人物』，一變而成了改革開放初期『先時之人物』了。」

寫到這裡，再誦一遍楊萬里這首詩：

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

等到前頭山腳盡，堂堂小溪出前村。

「攔得溪聲日夜喧」，怎麼忽然聯想起香港特區的日夜喧嘩？香港也是中國的「堂堂小溪」嗎？抑或注定了只能接受「國民教育」改造？

醫委會：感慨和盼望【「選一篇」： 2010年5月】

日前一則新聞標題「發信促化驗費分單 醫委會委員爆分歧」令我有點感慨。標題的上一半是主要的新聞內容，下一半無意中道破醫委會的深層矛盾。

醫委會掌有法定權力，以專業自立原則及社會人士参與的方式規管醫生操守。在現代社會，這種方式的「自律」有深刻意義。換了在中央集權的國度，專業附庸於政府，不能彰顯獨立精神。政府分權，讓專業自律的前提是自尊、自重和對公眾負責。

這是從本源精神的層面去說，現實不可能完全理想。醫委會一方面是專業道德的天秤，另一方面亦是本地西醫社群的縮影。醫委會委員之間的分歧，往往是折射了西醫社群的四分五裂。

我們是多元社會，道德問題不會定於一尊，亦不應定於一尊，行業內對專業道德事宜有分歧可以說是正常，本來不必大驚小怪。

然而當分歧的觀點不能在正常對話中辯明，變成相互指責，這就有問題。

自尊、自重和對公眾負責這本源精神若不能好好秉持，醫委會的legitimacy將會消蝕。

我不在其位，但「心所謂危」，盼望諸君三思。

【2010年5月9日〈大夫小記〉】

竟然運動 (二)

人到中年開始做運動，有幾種情景：

- 醫生苦口婆心說之以理：你中央肥胖，「壞膽固醇」偏高，工作長時間坐辦公室，非運動不可啊！

- 狠下決心：從今夭開始健康生活！

- 友儕影響，相約打波、行山…。

還有一種是區樂民的發現：心血來潮買一套運動器材放置家中，用「新玩具」做誘因。

我四種情況都不是。不，應該說，這四種情況我以前都試過經歷過。結果如何你都可以猜到。今次開始做運動，不是自己下決心，亦不是受別人影響。

上月初我小病一回，感冒發燒之後，皮膚「生蛇」(帶狀疱疹) ，在這兒也寫過：「弟弟是皮膚專科醫生，下班天都黑了還特地捎來矜貴的特效藥，自當乖乖服用。吃了一天，皮膚好轉，人卻痠軟，開會撐兩小時，回到辦公室剩下半條人命。也分不出是藥的副作用還是身體與病毒對敵的表現。」吃藥這七天十分漫長，手腳和身軀的痠軟感覺異常清晣。身體說話了，教訓主人，喂，我要運動，唔該「郁下」！

吃完七天藥便去屋邨的Gym「郁下」。在康復醫學，這是疾病引致de-conditioning之後的re-conditioning。

被自己的身體教訓才開始做運動，都算新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