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羅孚編的《香港的人和事》書中,胡菊人寫的一篇是記述徐復觀在香港生活的片段。他寫的是徐復觀,卻也是在記述香港的獨特性。這不單是憶昔感懷,更在提點香港人珍惜香港這點獨特性。文章是十七年前的文章,在香港今時今日的情景細讀,有一瞬間我為之汗毛直豎。
徐復觀 (1903-1982年) 的生平有傳奇色彩,從網上文章(韓三洲:〈新儒家徐復觀的傳奇人生〉)可見一斑。他算是現代「新儒家」,但並非書齋裡的哲學家。出生在一個貧苦的耕讀之家,八歲才跟從教私塾的父親讀書,後來畢業于武昌第一師範,進了湖北省武昌國學館潛心研讀古史經籍。26歲受政府資助赴日留學,涉獵政治、經濟、哲學,視野大開,卻因抗議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被拘留,後退學回國。抗戰時,他進入政治中樞,當過蔣介石的隨從秘書,更有過陸軍少將軍銜。41歲,在重慶勉仁書院拜見熊十力,受到熊「亡國族者常先自亡其文化」之言啓發,因而回歸中國文化的研究。抗戰勝利後以陸軍少將退役,致力於寫作、教學與學術研究。1949年他南來香港,創辦政治學術理論刊物《民主評論》,成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現代新儒家的主要輿論陣地。
據胡菊人記述,徐復觀雖在香港辦《民主評論》,但長期在台灣居住和教書。真正以香港為家,是在1969年以後。他在台灣東海大學教書十多年後被逼退休。東海是美國基督教會辦的大學。董事會不滿,指「學生受洗的所以少,是因為牟宗三、徐復觀講中國文化的關係。」在政治上,徐復觀亦因與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主義多所交往而惹上麻煩。當時他在台灣「實在是處於一種困難的境地」。
《民主評論》的創辦是得到蔣介石的支持,但堅持民主自由,對國民黨有所批評,主張它應「由反省而更生」,這便被國民黨的保守分子視為眼中的砂石。
徐復觀與蔣介石有淵源,又立足於民主自由反共,卻與在香港負責統戰的共產黨人羅孚(就是《香港的人和事》的編者) 交往,「怡然自在」,成為互相信任的朋友。胡菊人說,「徐、羅交往固然只可以在香港發生,《民主評論》之在香港出版,亦有特殊的時空意義。只有香港有這樣的自由空間,能成為海外華人的文化輸送中心。」
文章的最後三句是這樣的:「這種自由,在台灣是到八十年代後期才有的,徐先生已不及見了。我之特別標示這一點,是要說明徐先生與香港有這樣密切的關係,乃在於香港有充份的自由。這是香港最珍貴的特質,希望永遠不要失去。」
胡菊人這篇文章在香港回歸後第五個月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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