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濟醫院折射的中國

今天再讀了一遍柴靜的〈一百年前的醫患關係〉。

(http://big5.cntv.cn/gate/big5/blog.cntv.cn/14107798-4610063.html)

這個聖公會派往中國的蘇格蘭醫生梅藤更( David Duncan Main，1856―1934）真是不平凡而又有趣。柴靜選擇從這張照片寫起，一個姿態就見到他是個怎樣的人。但今天我先不想寫人；先看他在杭州創辦的廣濟醫院和醫校所折射的中國。這不光是歷史：現代中國、甚至今日香港，還在它折射的影像之中。

最初梅藤更的醫院簡陋之極，沒有自來水，沒有 電，沒有藥房，沒有手術室，只有舊屋四間，冬天房子裏沒有炭盆，冷風流竄。這是一位曾生産鴉片的印度商人良心責備之下，捐三千英鎊給聖公會租來的房屋，免費收治病患，只有窮苦無告，走投無路，重疾垂危的人才肯來。

一封家鄉聖公會轉來的信夾著1700鎊支票，他動念募捐，重新設計廣濟醫院，1884年初見規模，「大門口棚架懸吊著紫藤花簇，左側是大草坪，右側玫瑰花壇，醫院有了候診，門診…」

再而向自己的私人朋友募捐得一萬鎊，「醫院裝備了杭州最早的發電機、自來水塔，電燈…和第一輛汽車廣濟醫院有了自己的藥房，自製針用葡萄糖、x線硫酸鋇、百日咳藥水，奎寧針等等。藥房提供奶粉和肥皂，這些用品很快在市麵店鋪盛行，進入市民日常生活。一個醫院推動了杭州城市現代化開始。」就像梁啟超在《時務報》上所寫的，醫學變革帶動國民的整體生活的改進。

梅藤更信奉 ‘Live and Work’，好好工作，好好生活。他的醫院有球隊，樂隊，穿著馬褂的青年吹彈吟唱，生機盎然。有能容納上千人的講堂，宣講教義，舉辦各種展覽晚會，也放電影，有人站在旁邊翻譯字幕，這是杭州當時唯一的電影院。

1900年， 義和團掀起排外仇恨風暴，朝廷亦發動民眾對洋人武力報復，梅藤更被迫回國，醫院裏的英國人奉命避走上海。這一年，山西庚子教案發，全省殺傳教士191人，殺死中國教民及其家屬子女一萬多人，焚燬教堂、醫院225所。山西巡撫毓賢親手殺死山西北境教區正副主教，在奏折中洋洋得意地寫道：「微臣之捉洋人，如網中取魚，我設一巧計將山西的洋人盡數擒捉，以練鎖之，均在撫署處決，無漏網者…雖幼童及狗亦未任其倖免…惟有一女洋人割乳後逃走，藏于城墻下，及查得，已死。」

幾年之後事態平息後，梅藤更返回中國。但晚清已到末期，風火遍野。辛亥革命後再經受軍閥戰亂，但最大衝擊正來自內部年輕急躁滿腔愛國熱情的醫護人員和市內的學生。

1924年五卅慘案發生 (按：上海日商槍殺華工，加上英國巡捕在租界地以武力鎮壓遊行抗議民眾，傷數十人，是為五卅慘案。) 校內青年學生躁動，廣濟院內出現罷工罷學的抗議，醫護人員抗議校方「宣傳西方世界觀與價值觀」。當杭州的學生遊行隊伍向廣濟醫院示威，群眾拉下撕毀英國國旗，醫院的公告牌也從墻上給摘下來，梅藤更已無法勸止自己的醫護學生， 6月6日早上7點，醫，藥，産三科的學生全部離校。1924年7月，《新浙江報》刊登一篇社評，揭露「英人梅藤更在杭的種種劣跡」。

幾個月後醫護學生陸續返回，但廣濟醫院已非昔日寧靜之地。醫院內兩位中國籍醫生撰文主張廣濟醫院必須收歸國有，從帝國主義手中收回國權。不同意見的醫生被稱為「洋奴」。社會各界暴力衝擊，醫院的正常醫療無法進行，有人闖入醫院，綁架員工，直到北伐軍推出保護政策才避免人群自行佔據醫院。民意推動下，新成立的浙江省政府將廣濟醫院直接收歸「國辦」， 官方發佈《籌設杭州醫院宣言》，痛斥英人梅藤更「假慈善之名，遂侵略之暴行。日唯叱吒我官吏，蹂躪我人民。縱彼爪牙，恣其魚肉。病者未出起生，弱者反因喪生。」

1926年，梅藤更及夫人梅福孫在杭工作45年後，于12月3日回國。離任時，廣濟醫院有500張病床，3個手術室，每年住院病人4000多例，是全國最大的教會醫院之一。

1928年，國民黨將廣濟醫院和醫校交還英國聖公會，醫院營運至抗日戰爭之後，但醫校受創至深，從此停辦。

梅藤更一生最後一段時間用於將醫學書籍翻譯成中文，1934年8月去世。

他離開中國那一年，在寫給朋友的信中説，「當下中國像是一團巨大的原生質，它活著，但是沒有自身的力量可以決定它去向哪，它在風浪裏漂浮，由附著其上的東西驅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