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有情緒

    記者來自北京《三聯生活周刊》，我奇怪她怎會讀過《記得SARS這一年》這本書，因為此書並無發行到內地。她笑說純屬偶然，十年前初出道碰上SARS，要為雜誌做專輯，香港一個朋友介紹她看這本書。

提問多在意料之內，如：「十年過去，這場沙士疫症對香港有什麼影響？」

問下去，一條問題令我真的想了一下：「當年你不認同立法會調查沙士人命傷亡的責任，現在怎麼想？」她做了功課！

一刻猶豫，因為記不起當年的情緒。

見我猶豫，她自己先說一句：「香港能全面整理抗疫資料，公開檢討，我覺得難能可貴呢！」

這倒幫我記起自己為何當年對調查聆訊有些牴觸情緒：「問責是現代社會的優點，我就是覺得，當日的聆訊離疫症太近，而且太快下定論，不能完全冷靜公道。歷史大事回頭論功過，非得給些日子沉澱不可。」

記者此問，應是基於我2003年10月15日〈調查不利學習〉一文。當年真的很有情緒，甚至說調查是浪費公帑！現在我不會這樣說。

調查不利學習

在抗疫最前線工作的人是最勇敢的人，最勇敢的人也會有錯；有些決定事後才知是錯，當時只能盡力作最佳判斷。如果是這樣，即使事後看來他錯了，被病人控告得值，我也會不忍深責。

公共衛生專家檢討香港經驗，也便是以相同理由，理解和原諒主政者的不足之處。問題是主政者和管理人都不在最前線，他們得不到那麼多同情分數。問題更在於，這樣的理解同情，基本上可套用於任何錯誤的決定。如果把這邏輯絕對化，根本就不須調查。

理想的調查必須先有相當程度的個人「免責」，才不致文過飾非。否則，即使心裏承認錯誤，口裏也不能不辯。先自認罪，後面的訴訟賠償怎麼吃得消？要真正徹底檢討，就不要玩各說各故事的攻防遊戲。香港式檢討，不是好的學習方法。

處理「後SARS」殘局，次序應是先評估病者與死者損失，成立慰恤基金，在平撫了受害者之後，才可有真正徹底的檢討。

在訴訟賠償的陰影下「汲取經驗」是虛偽的，珍貴的經驗不會在這種環境結晶。立法會的專責委員會，在最壞的情況下啟動調查，是浪費公帑。不如直接請楊鐵樑大法官帶領一個有法律權力的委員會，審查賠償，起碼省了日後訴訟花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