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青與阿城的八十年代

陳丹青講起八十年代，他眼中的作家阿城：「(我們)都是右派的孩子，都他媽老知青。」

文革結束三年後(1979) 相識，一見如故。陳丹青比阿城先離開中國(1982年去美國)，「一大早阿城到（美術學院）校門口送我，他要上班，不能和大家一起去機場…那時連擁抱都不會，就那麼扶著胳膊，流他媽眼淚。」(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Oxford版，頁75。)

1983年秋，陳丹青忽然收到阿城寄來一篇小說，「寫在練習本那種破紙上，寫我們這類傢伙流浪，夜裏在火車站的事。」

阿城一炮而紅的作品《棋王》的故事也從火車站開始，但這兩頁練習本破紙並不是的《棋王》的前身。阿城說那只是習作。

愛文藝的人，人人都有少年習作，這有什麼特別？陳丹青看出了我們不會看見的一種劃時代的意義：「這簡直太刺激了：在我們青少年時代，除了五四一代小說，就是解放後的革命小說，總之，就是那種印出來在書店裏賣的小說書。我從未想像一個我認識的傢伙，一個同代人，也寫小說…現在這篇小說捏在我手心裏，兩張破紙，可那是小說呀！」

阿城在1985年到美國。談到初到異地的感想，他的感想有點出人意外。其他文化藝術人，像作曲家劉索拉等，出國後往往經歷「失重」的階段：本來正在一個浪尖上，出國一下子變成了一個普通人，而且有語言和文化隔閡。阿城出國時，《棋王》已大紅大紫，他有沒有這種「失重」感？

阿城卻道：「還高興，因為發現常識還在，比如說最基本的信用，比如助人。你知道在美國經常碰到有人來問：要幫忙嗎？這個中國原來就有，『要搭把手不？』『不用，謝謝了，您忙您的』，到文革，尤其是現在，沒有了，以前有啊！學雷鋒助人為樂？這不是罵人呢嘛！這是最起碼的教養啊。」

阿城說，在美國時心下踏實，因為自己從小慣了被推到邊緣，沒有什麼打入主流社會的壓力。「你只需要跟人家說真話，你做什麼不做什麼都很安心嘛。」「一路遇到的人，都是不懷疑你的，只要你按照久違了的常識去做，你就不會出錯。安心。所以，我等於出去休息了十幾年。」

八十年代終結於1989年。阿城說，從政治上說，「我是比較清楚的感覺到，八十年代是一個要彌補信用的年代，但結果1989年信用徹底崩潰了，沒有了。」

〈大夫小記〉2007年1月2日及3日，經修訂。題目新擬。